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大别山上红旗飘，淮河岸边英雄谱。
在何家冲东南延绵的莽莽群峰中，有一座向前倾突的山岭，因其酷似农民耕田的铧尖，当地人形象地把它叫做铧子尖。铧子尖西北脚下有一片坟茔，坟茔的前下方那座普通墓丘，长眠着一位人称“何大妈”的革命老妈妈。
无独有偶，2016年的秋天，罗山县革命烈士陵园就在何大妈墓葬的左前方30米处落成。有人说，何大妈生前曾救助过13位红军伤病员和革命者，死后仍然守护着眼前这些革命烈士的英灵，堪称奇缘！
何大妈是山东人，名字和出生年月不详。以其长女生于1917年推断，她应该出生于1895年至1900年之间。由于家境异常贫寒，尚在幼年时父母均相继离世，十几岁时因生活所迫，落难逃荒到罗山县何家冲。在好心人的热情撮合下，她与一向老实厚道而又勤劳的小伙儿何胜群结为连理，起名吴秀珍。从此，相依为命，节俭持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行医乐善誉满乡
2018年的一天，家住蔡楼、时年95岁的汪新本老人找到何大妈的祠孙何锦龙，提出要在何大妈逝世三十周年之际，给她老人家立碑以感其旧恩。何锦龙婉拒了老人的善意，而这段佳话也再次牵出了当年何大妈行医救人、乐善好施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原来，年轻时候的何大妈，贤淑善良，清秀大方，勤奋好学，侠肝义胆。自从嫁到何胜群家，在丈夫的支持下，她不仅学得一手治病救人的民间秘方，还经常手㧟提筐，来往于何家冲与铁铺街之间，甚至有时还远到杨店、倒座、彭新店等集镇，做些针头线脑的买卖，因而成了远近闻名、妇孺皆知的人物。因何胜群在兄弟七人中排行老大，家族的晚辈自然叫她“大妈”；又由于她常行脚四方、为人治病、做小生意，人们便习惯地称呼她“何大妈”。
今年97岁高龄的汪新本老人，身板硬朗，思维清晰，精神矍铄。他说，自己小时候体弱多病，父母常把何大妈请到家里为他医治。说来神奇，只要何大妈一来，在他的头顶上抚摸一会儿，病情就能立刻减轻，再服几付她研磨的草药，很快病也就好了。及至汪新本渐渐长大，结婚成家，自己也先后生下一群儿女，那些孩子们大多数的头疼脑热，也都是把何大妈请到家里来延治，而且每次都能手到病除。自此，汪新本的家就成了何大妈外出时常常歇脚的地方，从大人到孩子都与何大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何大妈是我们家几代人的恩人哪！”汪新本91岁的老伴儿情不自禁地说。
说起何大妈行医救人的事迹真是数不胜数。至今仍然健在的颜邦国和郭光才两位老人，谈及何大妈为自己治病的往事还数度泣咽。说来也巧，两人的病治好以后，为感何大妈的救命之恩，都由父母领着亲自登门，行三跪九叩之礼，给何大妈当了干儿子。这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人们对救命恩人最高的礼遇了。
何大妈为颜邦国治病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那年夏季的一天，同在何家冲居住的颜邦国母亲哭哭啼啼地找到何大妈家，说自己5岁的儿子在家不知咋地就“死了”。一向热心的何大妈放下手中的活计，风风火火赶到他们家。看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颜邦国，何大妈用手在他的头上、脸上揉摩了一阵，回头对哭成了泪人的颜邦国父母说：“这孩子怕是去了土地庙，偷吃了给菩萨上供的啥东西”。颜邦国的父亲一听，飞快地赶到屋后的土地庙，果然发现菩萨面前的供品不翼而飞，立即跪下来向菩萨祈祷，请求保佑儿子，答应把儿子吃掉的供品立即补上。等他慌乱地回到家，发现小邦国在何大妈的调理下，已慢慢睁开了双眼。
直到今天，这件事对年已87岁的颜邦国始终是个谜。他说，长大后父母常给他提起干妈救命的事，说干妈是个神医，能掐会算。对此，他也一直深信不疑。其实，何大妈未必是一个未卜先知的人，她从行医的普通常识判断，颜邦国吃了土地庙里的供品，属于食物中毒，这完全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只是她没有说透这一点，也没有人向她询问其中的原由，而她一定也觉得留下一些悬念保持自己的神秘是必要的。
住在何家冲后冲（现为转蓬村），今年86岁的郭光才，忆起当年被何大妈救命一事，更是感激涕零，不胜欷歔。
那是1954年插秧季节的一天，20岁的棒小伙郭光才，像往常一样，一大早跟着哥哥来到后畈的水田边插秧。此时，天麻麻亮，郭光才挽起裤脚下到田里，突然一条硕大的乌梢将他拦腰缠住。惊魂之下，郭光才下意识不顾一切奔向田边的草地上，在哥哥大声提醒下，不停地翻滚。与巨蛇缠斗了长达20多分钟，最后幸得哥哥的帮助摆脱了乌梢，兄弟俩联手再将其打死。脱险后的郭光才惊恐未定，筋疲力尽，浑身血污，一下瘫倒在地。此后，他一病不起，浓密的头发脱落至尽，身上退了一层又一层皮。哥哥把他拉到乡里、县里医院治疗，不仅毫无起色，而且病情日益加重，只好放弃，回到家里等死。万般无奈之下，郭光才的父母含泪找到何大妈，诉说了儿子的病情。何大妈二话没说，挽起提篮，跟着郭光才父母来到他家。
看到躺在床上面目扭曲、不忍卒视的郭光才，何大妈伸手抚摸着他溃烂的额头和面颊，不断地喃喃自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叹息一声：“可怜的孩子，别怕，大妈来了，你的病我会给你治好的！”连睁开眼的力气都没有的郭光才，眼角早已噙满泪水，艰难地张开嘴，涕泗滂沱：“大妈，救救我！”奇怪的是，刚刚还奄奄一息的郭光才，不知哪来的劲儿，说话忽然哄亮起来。
“父母亲对我说，干妈由家里的人领着，去了一趟我被蛇缠身的那个地方，在那里转了好几圈。后来，又一连三天来到我们家，爬上高高的梯子，对着我出事的地方一边看一边说。最后，留下几付药让我煎着喝。到第四天，我竟然能下床了。”
郭光才越说越激动，回忆起年轻时的事儿，脸上露出不无得意的神色：“干妈把我的病治好后，两、三个月左右头发也全长出来了，脸上、身上退去的皮也都复原了。1956年，我应征入伍，上了朝鲜。1959年随部队开往西藏平叛，1960年分配兰州二机部下辖的四0四厂当了一名工人，后返乡务农。”
在何大妈早年那个血雨腥风、哀鸿遍野的年代，缺医少药，甚至无医无药，实属稀松平常。何大妈身怀绝技，行医乡里，经她之手挽救的穷苦人家生命何止百千。因此，何大妈不仅在附近乡邻，而且在数十里方圆都声名远播，前来寻医治病者络绎不绝，她的足迹更是遍及十里八方。
何大妈给人治病不图回报，慈悲为本，轻财重义，深得邻里乡亲推重。在家里，何胜群兄弟姊妹八、九人，小叔子、小姑子每有困难，她必竭尽所能，挺身相助，家里的大嫂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主心骨。而兄弟姊妹们每逢大事小事总要问计大嫂，似乎也早已形成习惯。可以肯定的是，每当这时，凭着她的见多识广，拿出足以服人的主见并不那么困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受大革命烽火深刻影响，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何大妈从朴素的阶级情感出发，投身革命大潮，利用行医救人的身份，逐步成为共产党组织的基本群众、红色群众和秘密联络点，开始了她“抚养红军伤病员”的革命生涯。
救助红军眼受残
1934年早春的一天深夜，乍暖还寒，刚刚入睡的何大妈，忽然听到几下熟悉的暗号声，便急忙起床悄悄打开后门。黑暗中，罗山县委书记、便衣三队队长张家胜和两个队员架着一位伤员蹒跚着走进低矮的茅屋。
丈夫何胜群早把棉油灯点亮，将灯光拨得很暗。
“大妈，这是咱特委的何耀榜副书记，他被判徒刘庆梦出卖，肩上负了伤，刚刚做完手术。组织上决定放在您这里养伤，您的担子又重了！”张家胜一进屋，急切地说。
“好，放心吧，我们会把他养好交给你的！”何大妈声调不高，透着坚毅和沉着，边说边用手抚摸了一下何耀榜的肩膀。
何耀榜感到一阵轻松，仿佛伤口一下好了许多，“大妈，早听说您了，打扰啦！”
“别见外，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何大妈边说，边和丈夫一块把何耀榜带到她家不远处的山崖下石洞里。原来，前不久跟着何耀榜战斗负伤的便衣队员曾照定也转移在这里。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张家胜向何大妈作简短告别，三个人瞬间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何大妈的家，座落在铧子尖靠南的山脚下，独门独户，有简陋的围墙，正门是一间起架的草房过道。房屋三面环山，靠着石崖的一面搭了几间茅草棚子，前面扎着半人高的木栅栏，门前是一棵大槐树和一片蓊蓊郁郁的树林。
何大妈年逾四十，苦难生活的压力，已过早使她满头的青丝添上了茎茎白发，但她身体结实，精力充沛，热情爽朗。她是一位英雄的革命母亲。无论是早些年的农民暴动，还是在当下敌人残酷血腥的统治下，她都一如既往地掩护着革命者，为红军隐藏和护理伤员。她曾无数次一口饭、一口水地喂着受伤的红军战士，用她那有限的医疗知识，不分昼夜地给他们擦洗伤口。在何大妈的细心护理和照顾下，一个又一个红军战士重新获得了生命，然后一次又一次奔赴疆场，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拼搏奋斗。
叛徒刘庆梦知道罗山南部一带有红军和便衣队的联系点，但他不知道那些具体的联系人是谁。这一天午后，他突然带着一帮民团，由铁铺街上的民团头子王营长领路，气势汹汹地来到何家冲，包围了何大妈的家。他们先把房前屋后搜了个遍，然后把草棚子里里外外翻个够，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有几个团丁前呼后拥地追赶着院子里飞奔的老母鸡。
折腾了好一会儿，刘庆梦指使王营长把何大妈和丈夫、女儿赶到院外的大槐树下，厉声对何大妈说：“听说你会给人治病，老实说你给共匪治过病没有？家里窝藏的有没有红军伤病员？！”
“老总，我们都是老实巴交的人，谁会给共匪有啥联系？我给人治病都是人家把我请到他们家，我也没有在家给人治过病。”何大妈小心翼翼地回答，一点儿不给敌人钻空子。
“哦，老婆子，你给共匪和红军治病没有事，只要你说出他们在哪里就好了，要是交代出来，我这里还会给你奖赏。”狡猾的刘庆梦装出一副笑脸，让人拿出几块大洋递到何大妈面前。
何大妈推开敌人送来的大洋，不紧不慢地说：“咱们山里人不说瞎话，啥共匪不共匪的，我们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长的啥样。要是知道点信儿，一定会报告给王营长的。”何大妈早就认识王营长，还给他弟弟的孩子治过病。
“是呀，何大妈一家老实本分，是大好人，我们都知根知底的……”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有几个大胆的凑上来一齐打圆场。
“少废话，都给我滚到一边去！这个老婆子常年在外，交往复杂，很值得怀疑，我看她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王营长，把她男人绑起来，交不出共匪的伤病员，就给我往死里打！”
王营长指挥着手下立即把何胜群捆起来吊在大槐树上。几个爪牙威逼他交出红军伤病号，何胜群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恼羞成怒的敌人挥舞着皮鞭，恶狠狠地向着何胜群雨点般打来。
女儿何国民哭喊着要救父亲，被一个团丁一脚踢倒在地上。
隐藏在山洞里的何耀榜和曾照定，通过洞口的缝隙，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何耀榜强压住内心燃烧的怒火，曾照定则举起手中的驳壳枪，怒不可遏地说：“何书记，我们死了没有什么，不能连累何大妈一家！”说着就要往外冲。
“不！”何耀榜连忙阻住他：“照定同志，我们一暴露不就坐实了何大妈藏匿红军吗？这样的话，我们牺牲是小事，何大妈一家也都会被敌人打死的。”
曾照定痛心地低下了头，他明白这个道理，不忍再往下看。
这时，可能是实在抓不到什么把柄，敌人无可奈何地停止鞭打何胜群，留下了少数人在这里看守，另外的人都赶去其他住户里去搜查。一直闹腾到黄昏，把何家冲每家每户搜个遍，也没找到一个红军的影子。最后敌人拉着抢来的满满一大车粮食、牲畜等，大摇大摆地赶往铁铺街，钻进了碉堡里。
暮色中，何大妈和女儿赶忙去解开吊在树上的何胜群。见到皮开肉绽的丈夫是那样坚强，一声不吭，她心疼得流下了热泪：“胜群，难为你了。何书记和小曾他们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
何胜群忍住剧烈的疼痛，安慰说：“不要紧，还没有伤到筋骨，休几天就会好的。”
何大妈抹去眼角的泪水，和女儿一块把何胜群扶到屋里躺下，嘱咐女儿把父亲照护好，独自一人去烧水做饭。她还想着何耀榜他们，这会儿不知怎么样了。
不一会儿，何大妈把做好的饭菜装进提篮里，再拎上一个盛水的罐子，匆匆赶到山崖下隐蔽的石洞，用力推开洞口的石头。何耀榜和曾照定早已在洞口等候了，曾照定哽咽着说：“大妈，我们连累您一家受苦了，这仇我们一定给您报！”
何大妈把饭菜和水递给他们，不无凄惨而又淡定地说：“孩子，我们受点苦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
多么好的大妈呵，夜色中，两人情不自禁地掉下了泪水。何大妈的话字字紧扣他们的心弦，成为鼓舞他们革命斗争意志的最强音……
自大革命暴发以来，类似这样有惊无险的情况，对于何大妈一家早已司空见惯。原中共罗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于1987年开始撰写，1991年出版的《罗山革命史》记载：“铁铺何家冲何新湾的何大娘（妈），在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时期，共掩护和护理过13位同志，成为红军和便衣队的‘堡垒户’。”
十三位红军战士和革命者每个人的劫后余生，无不伴随着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至深故事，而在那每一个艰辛曲折故事的背后，都无疑折射着何大妈一家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
在这十几位战士和革命者中，有一位叫余占海的红二十八军战士最为人们所熟悉。余占海是在红二十八军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中，为完成侦查任务而身负重伤的，战后军部安排罗山县委负责掩藏和护理余占海的任务。张家胜书记二话没说，连夜把他送到何大妈家。
1935年秋冬，为完全扑灭大别山的革命火种，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实行了最为严酷的“烧山搜共”、“移民并村”、“雪地搜山”等血腥“剿共”政策。余占海被送到何大妈家时，王营长正带着国民党一0三师的部队，在铁铺一带逐村逐户催逼老百姓向联保点“移民”。
那天一大早，何大妈就赶去山洞替还不能动身的余占海擦洗伤口，换上自己亲自配制的草药，然后一口一口喂下稀稀的米粥。及至刚出洞口，远远看到一杆人马在晨雾弥漫中隐约向何家冲开来，她急忙绕道从另外一条山谷中回到家。
不久，一阵鸡飞狗叫声后，木栅栏外传来王营长的吼叫声“开门，开门，我们是来查户口的！”看到何胜群正走过来打开栅栏，王营长喝问：“你家老婆子呢？前几天叫你们搬到移民点去住，为什么现在还不搬？”
“王营长呀，辛苦了！”何大妈早已从屋里走了出来。“你看，我这家不好搬，要是搬走了，人家找我治个头疼脑热的就不好找了，我们一家还靠这个活儿养家糊口呢。”
王营长知道何大妈在这一带治病颇有名气，前不久还被弟弟请去给侄儿看过病，正要继续发问，旁边一0三师的连长胡胖子恶狠狠地说：“怎么，你不想搬是吧，这叫抗命通共！来呀，给我搜，看他们家窝藏的有没有红军的彩病号？”
胡胖子和王营长的人立即把何大妈房前屋后围了起来，有的进到屋里东翻西找，有的打开茅草棚子左看右瞧。
“报告连长，我们搜到一个药罐子！”一个瘦高的士兵飞跑着来到胡胖子面前：“您看，这罐子还是热的。”
何大妈心头一怔，又立即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老婆子，你刚熬的药哪去了？是不是送给红军伤病员了，老实交代！”胡胖子满脸横肉，瞪着一对三角眼，冷冷地说。
“老总，我家老何长年腰疼，这是给他熬的药，刚才喝的。”何大妈看着何胜群不慌不忙地说。
“嘿嘿嘿！”胡胖子狡黠的一笑，吼到：“你瞒过初一瞒不过初二，我看你这是通共的铁证。兄弟们，好好地搜，这老婆子家里一定藏着红军的伤号，搜出来我好好犒赏你们！”说着，便命令把何大妈五花大绑起来。
几十个匪兵在王营长的带领下，前前后后搜了大半天，一无所获。胡胖子不甘心，来到何大妈面前，有些绝望地叫道：“红军的伤员藏到哪去了？老实告诉我，免得皮肉之苦，否则，把你一家统统杀掉！”
“老总，我们没有和红军来往，就是杀我剐我还是这句话！”何大妈坚定地说。
“给我打！”胡胖子歇斯底里。顿时，一0三师的匪兵抡起棍棒、枪托向何大妈劈头盖脸地砸去。
“报告，这老婆子昏死过去了！”一个士兵来到怒气冲冲的胡胖子面前。胡胖子上前看了看，见何大妈躺在地上，右眼鲜血崩流，人也奄奄一息。
“撤！”胡胖子杀气腾腾地下令，敌人抛下倒在地上的何大妈，扬长而去……
一连好几天，给余占海送水、送饭、擦洗伤口的要么是何胜群，要么是他们的女儿何国民。余占海犯了嘀咕：何大妈怎么啦，是不是出事了？这天，何胜群提着篮子一进到洞里，余占海迫不急待问：“大叔、这些天咋没见大妈过来呢？”何胜群本不想把何大妈被敌人打伤的事告诉他，当看到余占海那双诚恳期盼的眼神，便只好将那天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最后说：“你大妈这两天才好了一点儿，估计右眼是保不住了，国民党这些白狗子真是太坏！”余占海听得两眼怒目圆睁，眼角挂满泪水，双手攥得紧紧，恨恨地说：“大叔，大妈这仇我一定要报，等我伤好以后一定多杀一些白匪，血债要用血还！”
三个多月以后，在何大妈一家精心照护下，余占海伤势渐好，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就跟何大妈一家依依惜别，在罗山县委和便衣队的帮助下回到了红二十八军。
解放以后，余占海成为湖北省军区的一名首长，他多次来到何家冲看望何大妈，恳切地要把何大妈接到他身边，给她养老送终。但何大妈婉拒了他的一片心意。何大妈说，她不愿打扰余占海的工作和生活，她也舍不得离开何家冲这片红色的土地，舍不得这里的父老乡亲。
动员家弟上前线
在何家冲，人们都知道有一位英雄的革命母亲何大妈，但人们还不知道，何大妈一家也是一个走出两位烈士的革命家庭。不仅何大妈带着一家三口收留、护理过红军受伤战士和革命者，她和丈夫的五弟、七弟也都在早年参加红军并献身了革命事业。
说起五弟、七弟参加红军一事，还真与何大妈的动员和支持分不开。那是1932年3月的一天，五弟何胜法来到大哥、大嫂家，一见面就急三火四地说：“昨天王营长派人到我家里来，催我这两天赶快缴今年的租税。我说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一家人早断了粮，靠树皮野菜过日子，一时两时怕缴不上。王营长的人说要是不缴就抓我去当团丁，你们看这事该咋办？”何胜法把目光投向大嫂，盼她拿个主意，露出焦急不安的样子。
“老五，那你自己是咋想的呢？”何大妈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盯着何胜法。
“大嫂，我要是想好了，还能来问你吗？”何胜法苦笑着说：“不过，我也想好了，就是去当兵，我也要当红军，咋能去当白狗子呢。”何胜法知道大嫂一家平时跟红军有来往。
“嗯，说得对老五！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团丁是王营长欺侮咱老百姓的看门狗，咱当红军不当白狗子。我听说后天红军要在殷家湾开大会，说是要征兵扩大红军队伍，到那天你把老七也喊上一块儿去看看，回来了咱们再商量。”何大妈语重心长地说。
第三天下午，何胜法带着七弟何胜友欢天喜地的来到大哥、大嫂家，一进门就大声嚷起来：“大哥、大嫂，我和老七都报名参加红军了，还有咱门儿上的何高禹、何高俊兄弟两个，是我把他们一块喊去的，后天我们四个就跟部队走啦！”何胜法掩饰不住兴奋之情。他说，今天上午殷家湾可热闹了，会上枪毙了七个恶霸地主，县委书记、区委书记给我们讲话，要我们青年人积极参加红军，保卫红色政权苏维埃。会场上当时就有父母送儿子、老婆送丈夫当红军的。
“当红军是为咱穷苦人打天下的好事，我和你们大哥都支持。老七没有成家，也没啥牵挂，老五你跟媳妇说好了没？”
“是啊，大嫂，这个事就是来和你们商量的。我媳妇已经怀孕了，有些想不开，我把上午参加大会的事给她说了，她也想通了。我现在主要是担心她，以后身体不方便了，要给你们增加麻烦……”
“老五，一家人还客气啥？你当红军咱全家都光荣，你家里的事我们会照顾好的，放心去吧。过几天你走了，我就让你侄女去陪她五婶，往后我们吃啥她吃啥，亏待不了她！”何胜法没说完，何大妈打断他，言辞真切。
“老五呵，你们当了红军可要好好干，听共产党的话，多杀白狗子，要混成个人样回来！”何胜群补充道。
不幸的是，1933年4月，老七何胜友在红二十五军七里坪战役中阵亡，年仅19岁；何高俊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从此再也没有音讯。1934年6月，红二十五军在彭新店战斗中抓获了一周姓地主，因这个地主与何氏宗族是姻亲，何胜法向首长提出，用这位地主去换一批物资补充军饷。首长同意了何胜法的想法，派何胜法去了一趟彭新店。结果，不知是什么原因，何胜法回部队后，被军部保卫处以“肃反”为名，把他连同周姓地主一起枪毙了。1987年，何胜法被民政部门追认为因公殉职烈士，并颁发了证书。
1941年夏季的一天，已经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某部手枪连连长的何高禹，因妻子生病向部队请假回家探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一向警惕性很高的何高禹放松了戒备。次日凌晨，一支国民党叫“四游击”（老百姓口传）的部队悄悄包围了他的家，睡梦中的何高禹被当场抓获，天一亮就被绑在何氏祠门前那棵大枣树上。原来，告密的人是他家邻居李长福，此人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小军官，当时赋闲在家，解放后被镇压。
“当时我才八、九岁，听说何高禹被抓了，跟着大人一起来到何氏祠大门口。何高禹从人群中看到了我，喊我‘三儿（乳名），去把你爹的旱烟袋拿过来我抽一袋！’我赶忙跑回把父亲的旱烟筒拿来递到他面前，给他点着火，用手托着让他抽完。抽完后，‘四游击’的人就把他从树上解下，拉到耿楼村的一个河沟里打死了。”说到这段亲身经历，88岁的何国群老人记忆犹新，泪眼模糊。
“看到儿子眼睁睁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我的伯父何文益，因读过两年私塾外号‘丑师爷’，从此神态失常，疯疯癫癫。想到自己的一群孩子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他孤身一人，无所寄托，就在何高禹被敌人打死的那年年末，他给自己写了副门对贴在门前：
上联：日行岁月评天理；
下联：人生晚景守孤单。
横批：好不寒心。
曾经当过多年村支部书记的何奎，提起他的堂兄何高禹、伯父何文益，一脸悲伤，感慨万千。
岁月流转，苍桑更变。如今，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已渐渐淡去历史的记忆。只有偶尔来到何大妈的墓前，看一看那块很不起眼的墓碑，似乎还能依稀找到何大妈和她家弟们当年为革命事业、人民解放不息奋斗的些许印迹。碑文写道：
妣生山东卒河南，
为民解放心意全；
动员家弟上前线，
后方支援费周旋；
抚养我军伤病员，
保护群众眼受残；
胜利清福她不享，
愿以俭朴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