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大别山是人民军队的发源地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主力红军接力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面临占据绝对优势武装的反动军队的蚕食和挤压，放弃历尽艰辛创建的根据地，或被迫或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红二十八军坚守大别山，坚持了从1935年至1937年极为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从1934年到1936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先后参加长征，在四支主力红军队伍中，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更有许多特别之处。
一、红二十五军是平均年龄最轻的红军长征队伍
红二十五军差不多没有年龄超过18岁以上的战斗员，大多数是鄂豫皖根据地在战斗中牺牲者的遗孤，有一些是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将士的子弟。出征时，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 在红二十五的队伍中，还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共产国际》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些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部队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13岁到18岁”。这是对红二十五军这支“儿童军”的真实写照，既表明了这支“儿童军”产生的背景，也反映出“儿童军”的政治本色和年龄特点。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每到一地，老百姓都叫他们“童子军”或“娃娃军”。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以尚显稚嫩的肩膀，毅然独立撑起了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大旗。他们自己也未曾料到，背负这面旗帜行程万里，晓行夜宿，冲破重重围追堵截，将其插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
二、红二十五军是到达陕北时间最早的红军长征队伍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前，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派遣，程子华从中央苏区到达鄂豫皖，传达中革军委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跳到外线去，实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虽然战事紧张，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和鄂豫皖省委同志还是尽可能周全的安排方方面面的问题。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召开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决议：战略转移，跳出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出征；调整了军政主管职务，根据徐海东的提议，程子华担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任政治委员；取消师级建制，缩编为三个团和手枪团；由尚在皖西的省委常委高敬亭留守大别山，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34年11月16日，在夜色掩护下，这支2980余人的队伍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越过平汉铁路，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径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万里程。斗争形势复杂多变，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与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完全是依靠省委和军部领导的通观全局之势，独立自主，作出创建根据地、西征甘肃、北上陕北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中央意图和革命发展大势需要。
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在永坪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军团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和参谋长。红二十五军成为长征时期与陕北红军会师的第一支红军队伍。会师后，红十五军团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
三、红二十五军是长征途中唯一创立根据地的红军队伍
经过6个多月的奋战，先后或主动或被迫发起独树镇、庾家河、袁家沟口等战役战斗百余次，红二十五军最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两次“围剿”。1935年4月，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县小河袁家沟口成立，这标志着鄂豫陕苏区的初步形成，扩红后部队发展到3700多人。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人口50多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翻身后的群众高兴地唱道：“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红二五，翻身不忘共产党。”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均丢失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播洒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种子，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在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
四、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力量不减反增的红军队伍
红二十五军从何家冲出发时共有2980余人，长征途中创建了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根据沣峪口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4000余人继续西征北上，驰骋陇南陇东，截断西（安）兰（州）公路20天，攻占3座县城，到达陕北时还有3400余人。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七十四师，由成立之初的700余人，到1936年底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时发展到1700余人。两部合计5100多人，与长征出发时的人数相比增长近一倍。
五、红二十五军是长征途中军政主管伤亡最重的红军队伍
1934年12月10日，庾家河战斗中程子华、徐海东均受重伤。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左眼下射入，从颈后穿出，喉咙被淤血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紧急关头，护士周少兰（后为徐海东之妻，改名周东屏）伏下身子，一口一口将其喉咙里淤血吸出，昼夜寸步不离，悉心照顾。在昏迷4天4夜后，他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军长程子华直到逝世前，仍担任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他那双“爪子似的伤残的手”，正是长征给他留下的永久的印记。
庾家河战斗后军长、副军长两位军事主管负伤，军政重担一时间全落在政委吴焕先一个人身上。当陕北在望，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又一次身先士卒地指挥冲锋时，不幸英勇牺牲，1935年8月21日，他的生命指针静静停止在28岁的刻度线上。2009年吴焕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共和国脊梁。红二十五军没有翻越雪山爬过沼泽草地，却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一支红军队伍。
六、红二十五军是中国工农红军军级建制中拥有“百将之军”称号的红军队伍
从1955年到196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的10年间，总共授予的1613名将帅名录中，出自1932年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的将军，初步统计为97名，可谓“百将之军”了。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6名、少将88名。将军姓名如下：
大将：徐海东
上将：刘 震 韩先楚
中将：李 耀 张天云 张池明 陈先瑞
林维先 梁从学
少将：王诚汉 王奎先 王德贵 方升普
方明胜 方毅华 毛和发 邓少东
叶建明 叶道友 成少甫 吕 清
伍瑞卿 邬兰亭 刘华清 刘振国
刘建挺 刘德海 关盛志 孙 光
严 光 扶廷修 苏焕清 李 发
李士怀 李少元 李长如 李书全
李庆柳 李国厚 李世安 李世炎
杨 森 杨克武 杨植亭 杨焕民
肖志贤 肖选进 吴华夺 吴林焕
吴宗先 吴振挺 何光宇 余 明
余克勤 闵鸿友 汪少川 汪家道
宋维栻 宋治民 张希才 张竭诚
张震东 张宜爱 陈 祥 陈炎清
陈鹤桥 罗厚福 金绍山 周世忠
郑本炎 胡立声 胡继武 查国桢
赵遵康 钱信忠 徐体山 徐光友
席舒民 高 林 曹思明 黄仁廷
戚先初 常玉清 董志堂 程 明
程启文 程世清 傅春早 傅家选
鲍启祥 谢正荣 詹大南 詹少联
詹化雨 蔡炳臣 熊 挺 颜少山
1988年，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总共授予17名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中，仍有出自红二十五军的2名。他们是：刘华清上将，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曾被授予少将军衔；王诚汉上将，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97名将军的籍贯分布：除钱信忠少将系上海宝山县外，全部出自鄂豫皖三省。其中湖北大悟、红安、麻城、孝感等县41名；河南商城、新县、固始、光山等县21名；安徽金寨、六安、霍邱、霍山等县34名。
97名将军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者，总共有35名。
此外，还有数十名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出自红二十五军，也能够跻身于将军之列，但因工作需要失去获得将军殊荣的机遇。至于那些各个战争时期英勇牺牲，包括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团以上领导干部，也多达百名以上。红二十五军的9名领导成员中作战牺牲、被错杀者，就是最为显著的例证。他们的卓越功勋，将彪炳千秋，永垂青史。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是中国革命壮丽史诗中极为悲壮的华彩乐章。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的历史，是整个红军长征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悲壮的长征历史孕育着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既属于过去，也属于当代。今天，长征精神的每一个音符都蕴含着时代的因子，从中汲取撼人心魄、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将激励我们在未来的征程中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