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个世纪以来的伟大实践证明，善于并创造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红二十五军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紧紧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把党的政治主张贯彻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唤醒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从而在艰难困苦中依靠人民的力量，坚持革命斗争，进行伟大长征，成为一支打不垮、征不服、千锤百炼、骁勇威猛、震撼敌胆的铁血劲旅，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建立来源于著名的“三湾改编”。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决定在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改编后，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这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开始形成。
1931年11月25日，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皖西六安麻埠正式成立，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另2个师尚处筹建中）。从这个建制中可以看出，在军队中设立党的委员会，确立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惯例。
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今红安）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分析红四方面军西去川陕后根据地的形势，总结一个多月以来分散坚持斗争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一个多月来，虽然根据地军民一致奋起开展对敌斗争，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力量比较分散，因而，不仅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相反却存在着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为了保存红军力量，便于统一指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会议决定，将根据地各红军主力团统一组织起来，重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从军至师、团、营都设立政治委员，连设政治指导员，这一制度一直到长征进入陕北后沿用不辍。依托这一制度，从军至师、团、营都设有党委，连设党支部，领导全军上下的政治工作。
1934年6月，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地区进行恢复和开辟根据地期间，充分利用时间，狠抓了部队的全面建设。其中，在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方面，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健全军、师、团、营的政治委员制度（连设政治指导员）和各级政治机关、连队党支部，保证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强调干部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做战士的表率。同时，注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有任务就进行动员，发生问题就及时教育。军领导在部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欢庆战斗胜利或搞纪念活动时，都亲自讲话，进行动员，鼓舞士气。并积极开展各种竞赛活动，这一时期军政治部还就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问题编印讨论大纲，发至每个基层单位，以“问答会”的形式，组织全体指战员进行学习，将省委的方针政策及时贯彻到战士中去。另外，还就不同的军事任务、作战对象、活动区域，分别编发标语口号大纲，供部队动员教育、对外宣传和战场喊话之用。
二、在抓好健全基层党团组织的同时，十分注重发挥党团支部的作用。要求各单位在重大行动之前，都在党团支部中进行动员和布置，让党团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党支部要求党员经常汇报思想情况，注意纠正不良倾向，经常召开支部会、小组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发挥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团支部经常组织教唱歌曲、表演节目、开展行军中的体力互助，进行纪律教育等，提升军队，振奋精神。军政治部对党团支部工作提出：“发展一倍的党团员，普遍的开展支部会、小组会，检查每个同志的工作，实行小组会分工，建立支干会①的督促与检查工作”②。各基层单位建立健全了红色战士委员会，充分调动广大战士的政治热情，使战士们互相督促教育和帮助领导考察干部。军政治部特别指出：“红色战士委员会是红色战士自己学习管理自己的组织，补助上级的政治教育不够” ③。要求党支部和基层领导加强对红色战士委员会的领导，开好战士大会，搞好群众性的自我教育。
三、认真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使指战员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广大干部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处处起带头作用。军首长与战士同甘共苦，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员骑，把自己的饭食送给伤病员吃，有时还亲自用南瓜瓤子为伤员敷伤治疗。行军中，干部帮战士扛枪、背背包；宿营时，干部给战士烧水洗脚。
四、各级政治机关建立起群众纪律检查小组，发现有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及时纠正，严肃处理。每个连队都有一个专门做群众工作的小宣传队，每到一地，宣传队便立即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群众工作。省委四月会议提出恢复和开辟根据地的任务后，军政治部又要求全军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遵守群众纪律。在朱堂店地区活动时，普遍进行了“怎样分配土地”，“怎样组织和武装群众”的教育，并且组织全体指战员参加发动群众工作，这对开辟朱堂店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军政治部还要求，全军各师各团政委、政治部，应有计划的分工，积极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除宣传队外，全体人员都要就地逐村、逐家宣传组织群众。
长征进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为使这一决定让广大苏区民众、红军战士和沿途群众及各种社会势力广为知晓，16日从罗山何家冲出发时，红二十五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出发宣言》。“宣言”号召“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宣言”对红军指战员、沿途群众进行党的抗日政策教育，对围堵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势力进行了“反对投降卖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宣传，充分调动广大红军战士的积极性，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宣言”的发布，对沿途民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长征的意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月下旬，红二十五军途经河南泌阳时，当地有很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而且大都配有精良的武器，不时对红军进行袭扰和阻拦。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形势紧迫。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通过围寨地区，红二十五军在通过围寨之前，专门召开了会议，政治委员吴焕先在会上强调，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根据会议精神，亲自给围寨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讲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沿途勿加阻拦。他还将当时红军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平买卖的有关政策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和喊唱。正是由于红二十五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开展了出色的政治工作，不仅党和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而且还避免了地方反动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胜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堵。
12月10日，在省委召开的庾家河会议上，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皖省委改建）作出了在陕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开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随即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传单。传单指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人，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通过全面深入发动群众，很快在鄂豫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编了红军400多名。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迅速展开，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头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红军的号召下，广大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他们配合红军镇压土匪恶霸，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革命政权，同时部队也得到有效的补充，从而为以后反“围剿”斗争和继续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月5日，为了进一步宣传创建根据地的经济政策，省委指示以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军阀、官僚、卖国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保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这些传单、布告，实际上是省委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施政纲领，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8月中旬，部队西征进入陇东回民地区，政委吴焕先根据省委指示颁布针对回民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破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同时要求指战员不谈猪骂猪。在军首长动员号召之下，从军直机关到连队，在进入回民区之前，把一些剩余的猪肉、猪油自觉地予以清理，还把带有荤腥油味的炊具拿到河里进行冲洗。“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还由政治部、宣传队写成大幅标语、布告张贴在回民聚居区兴隆镇的街头巷尾、清真寺门口等。这些举动，对回民教育很大，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仁义之师，是老百姓的军队。当红二十五军前来进驻时，他们敲锣打鼓，披红戴花欢迎，不少回族青年还义无反顾的参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红军好”的赞誉在甘肃一带不胫而走。后来中央红军路过此地时，也受到了回民的热情欢迎。对此，毛泽东赞扬红二十五军的民族政策水平很高。
8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征战平凉期间，政治宣传工作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平均每过一个村庄，首先张贴安民告示，书写大幅标语、图画，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鼓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红军每到一地，不顾征战疲劳，热情帮助群众担水劈柴、维修民房、收割庄稼、清理院落、治病扶伤等。打土豪分田地，对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为民除害，没收豪绅、地主、恶霸的牲畜、粮食、衣物、布匹等，召开群众大会，直接分给穷苦农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凡使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等，一律付款，不欠分文。
红二十五军十分注重文艺宣传工作。他们无论是在长征途中，还是在革命根据地，一手拿枪杆子参加战斗，消灭敌人，一手拿笔杆子创作文艺革命歌谣，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先后创编的《诉苦歌》、《发动歌》、《暴动歌 》等大批歌谣，深得广大军民的喜爱。这些歌谣对于号召劳苦大众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增强军民斗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由红二十五军政治部陈坦等编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月桂花遍地开》，更是跟随红二十五军一路唱到陕北，唱遍了全中国。
红二十五军对特殊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
红二十五军在异常紧张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不仅十分注重不断加强党的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对广大指战员、人民群众随时随地开展针对性很强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对自己的交战对象也因时因势利导，开展循循善诱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取得了不少令人意外的效果。尤其是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和形势教育，堪称功勋卓著。
红二十五军对东北军首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始于高山寨战斗。1934年4月18日，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重返鄂东北。19日，红军穿过潢（川）麻（城）公路后，敌驻沙窝集之东北军两个营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在沙窝集以西的高山寨设伏，一举毙伤其100余人，俘敌52人。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对被俘官兵经审查教育后予以释放，但有12人为红军感召愿意留下，于是军首长决定把这些人编成一个班以便进行集中政治教育。后来，经过集中教育的“俘虏班”成员分别被补入连队，担任“机枪教官”。在这些“教官”中，有一位叫朗献民的战士，他的口头语是“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军政委吴焕先知道后，对他语重心长地说：“好兄弟，你从东北长白山来到大别山，吃的是东北军的粮，跟红军打得什么仗？”朗献民摸摸头说：“我们牛胖子（牛云峰）师长说‘抗日必先剿匪，剿灭赤匪就是抗日’”。吴焕先拍拍朗献民的肩膀说：“好兄弟，东北军上了老蒋的当！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还欺骗你们剿赤就是抗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抗日抗日，就是要把枪口对准日本兵，打回东北老家去”。说罢，吴焕先还唱了一首新编的歌谣“张学良呀，张学良，看你成了什么样，丢了东北和家乡，国民心中好悲伤…”朗献民听着听着，眼泪夺眶而出。从此，这位一向不过问政治的东北汉子，革命热情激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很快由连长升至营长，直到担任红二二五团团长。
1934年4月25日、3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连续召开第二、第三次常委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并做出两个决议。在4月30日通过的决议中，着重针对东北军的情况，提出新的策略方针。决议认为：东北军人地生疏，不善于山地战，粮饷也比较难筹，尤其是广大官兵思乡怀土，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心切，对蒋介石出卖东北有不满情绪。因此，对其除军事上坚决打击外，还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教育和瓦解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对敌军的宣传和重视俘虏政策，军机关专门印发《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建立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招待处，以加强瓦解敌军工作。要求每次战斗后，对俘虏除大部分教育释放外，还应吸收一部分士兵和下层军官参加红军，并选择一些人当红军的“机枪教官”，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及壮大自己。特别是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工作，要尤为重视，因为东北军最易接受宣传，尤其是反日宣传。决议还要求全军每位指战员都要学会做敌军工作，会战场喊话，会教育俘虏，会做哗变士兵的优待工作。
1934年7月17日，红二十五军在罗山县长岭岗对东北军一一五师发动突然袭击，将其两个团全部打垮，歼敌五个营。战后，军政治部对400多名东北军俘虏进行了宽待和教育，其中除少数参加红军外，大部分发给路费释放。军政委吴焕先亲自与留下的东北军士兵谈话，对他们进行教育。数十名经过教育的东北军士兵分别编入连队，担任“机枪教官”。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16日，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18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1日、10月25日，在徐海东、刘志丹的指挥下，分别取得了著名的劳山和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劳山战役共毙伤敌东北军第一一0师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洲、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榆林桥战役共毙伤敌300余人，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战后，红十五军团对俘虏的5500多名东北军官兵经集中教育后释放。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军优待俘虏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大批东北军士兵自觉加入了红军。为了用革命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军团政治部秘书长陈坦依照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将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名，经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批准，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这首歌很快在各部队传唱开来，对加强部队思想纪律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有意思的是，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第一0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接受红军的政治思想教育时，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尤为赞赏，不仅从这支歌中了解和认识了红军，更激发其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家国情怀。为此，高福源向我党毅然提出要亲自回到东北晋见他的老上级王以哲、张学良，游说他们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福源的想法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批准。在他的穿针引线下，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于1936年3月4日在陕北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秘密谈判。不久，在高福源的竭力斡旋下，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举行了“四九”秘密会谈。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改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是从那一刻起，日渐月染，不期而成。
总之，红二十五军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不仅建立健全了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而且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战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他们能够随时随地用敌人压迫残害人民的血淋淋事实，对部队进行教育，以激发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当面临复杂情况和艰巨任务时，军领导亲自对全军做简短、扼要、生动、有力的讲话。政治机关的小型宣传队，连队的战士宣传组，运用各种简单易行的方式，宣传时事政策和胜利消息，表彰英雄模范事迹。干部不分军政，人人做思想工作，并带动战士，开展思想、体力互助。政治机关根据形势任务，编发宣传大纲和标语口号，组织部队学习。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形式简单，但很经常、很及时、很实际、很有战斗力，使指战员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高昂的情绪，坚强的斗志，从而保证了红二十五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注：
①即支部委员会 。
②1934年7月26日红25军政治部《红军中“八一”计划大纲》。
③1934年7月26日红25军政治部《红军中“八一”计划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