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 指示，在鄂豫皖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长征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经过历时10个月的浴血奋战，转战豫陕甘宁四省，行程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历史史命，从而成为长征先锋。这一胜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为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还因其与众不同的历史特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成功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创建新根据地的一支队伍
红二十五军长征之前，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召开了常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央代表程子华带来的有关精神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认真分析了根据地面临的实际情况，一致认为红二十五军应立即实行战略转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谋求新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于是决定：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以平汉路以西豫鄂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以图向川陕根据地接近；留下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等人及部分武装，于适当时机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于17日晚在信阳以南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路，继而以两天的急行军进抵豫鄂边界的桐柏山区，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初步目标。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后，发现这里距离平汉路和汉水较近，回旋范围狭小，敌人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于是省委果断决定：放弃在这里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挥师北上，挺进伏牛山区。
11月底，红二十五军来到豫西的伏牛山区。在这里省委很快发现伏牛山区也不适宜创建根据地：这一带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和其他物资都很匮乏。豫西“内乡王”别廷芳又在这里经营多年，反动统治十分严密，群众很难发动起来。另外，敌第四十军和“追剿队”主力也跟了上来，一时难以立足。因此，省委经过研究，决定继续西进，到陕南的商洛山区去开辟根据地。
12月初，红二十五军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长驱近1000公里之后，来到豫陕边界的商洛山区，从而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为省委实现新的战略意图，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陕南洛南县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会议做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指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猛烈扩大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迅速创造新的根据地。”为适应创建鄂豫陕根据地需要，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建为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庾家河会议及时解决了新苏区的选择及开辟新苏区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对于鄂豫陕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庾家河会议后，在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出卢氏，西进蓝田，以武装斗争为先导，集中主要力量摧毁国民党军阀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基础，扫除民团和反动政权，取得了一 系列的战斗胜利。在此基础上，广泛宣传、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到1935年夏，鄂豫陕省委先后建立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5个县的工委，建立了数十个乡的革命政权；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游击师，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余人。至此，一个东至河南卢氏，西至陕西佛坪，南到湖北郧西，北抵关中平原，拥有近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自身也得到发展壮大。当1935年7月继续西征北上，为迎接党中央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时，全军已由出发时不足3000人，发展壮大到4000余人。
二、较好保存了原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和斗争形势，有力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红二十五军奉命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的革命力量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当时虽然敌人抽调了部分兵力去追剿红二十五军，使根据地面临的压力有所减轻。但是，集结在根据地的各类敌人仍有17万之众，他们对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清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留在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使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损失惨重，形势严峻。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按照花山寨会议精神，在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的主持和领导下，于1935年2月在安徽太湖县凉亭坳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任军政委（未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
红二十八军的重建，是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能及时地集中武装力量，重建正规的红军，并能保留一个军的番号和声威，形成统一的领导和指挥，这在其他苏区是少有的。他们在斗争环境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转战于千里大别山，运动在平汉路东西、江淮之间，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对整个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红二十八军重建前，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曾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提出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把一些熟悉地形，有一定群众基础，政治觉悟高的地方武装人员，组成人数不等、短小精干、机动灵活、便于隐藏的便衣队，采取昼伏夜出、避实击虚、破路袭扰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红二十八军重建后，进一步发展了便衣队。高敬亭还亲自选派一批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能够掌握政策，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指战员到各地组织和发展便衣队。这样，主力红军和便衣队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协同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使鄂豫皖边区的斗争形势逐步好转，从而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建立了遍及20多个县的游击根据地。同时，红二十八军自身也得到发展壮大，到1938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时，全军已由重建时10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
红二十五军先后实行的两次战略转移，都是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不仅在最初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留下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而且后来在撤离鄂豫陕根据地时，又留下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部分武装，组成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继续发展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使革命红旗不倒，烈火不息。
为粉碎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清剿”，留在陕南坚持斗争的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根据沣峪口会议的决定 ，于1935年9月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会议，决定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由郑位三任书记。10月上旬，特委将各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红七十四师，由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
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从而粉碎了敌人各个击破的阴谋，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并且还建立了三块游击根据地。到1937年1月，红七十四师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时，已由原来的600多人发展壮大到2000余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独立自主做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特殊贡献
红二十五军自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不甚了解，对于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更是一无所知。因此，他们迫切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以便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
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时，从缴获的《大公报》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正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同时从俘虏那里也得知驻西安之敌已正向西开去，其目的可能是阻止红军主力北上，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报上的消息。正在这时，原鄂豫皖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来到省委驻地，他不仅带来了中央文件和指示，还带来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经会师并正在北上的确切消息，这对红二十五军来说都非常重要，同时也使红二十五军再一次面临新的战略抉择。
鄂豫陕省委在得到上述确切消息后，立即在7月15日召开了著名的沣峪口会议。会议毅然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迅速完成北上任务，红二十五军应立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此后的事实证明，鄂豫陕省委在远离中央领导，又与其他红军断绝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做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意图，对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的率领下，从沣峪口出发，踏上了继续长征的征程。大家怀着“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迫切心情，一路过关斩将，克服重重困难，驰骋于陇东高原，攻占两当、秦安、隆德等县城，威逼天水，截断西（安）兰（州）公路18天，给敌人以极大威胁。蒋介石十分震惊，多次电令薛岳、于学忠等率领驻陕甘的国民党军队全力对付红二十五军。这样，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行动，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迫使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主力红军的进攻，进而在战略上对中央红军的北上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但是，由于当时红二十五军与党中央没有电台联系，而这时敌人已调集重兵开始向红二十五军开始围攻，形势对红二十五军越来越不利。在此严峻时刻，红二十五军为脱离险境，不得不暂时放弃与党中央建立联系的努力，决定继续北上，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合。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之后，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从而胜利完成了长征，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接着又取得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还为迎接党中央、迎接中央红军、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四、沿途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长征胜利和创建新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非常注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长征的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指明长征的目的和意义，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通知精神，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明了民族危机的深厚，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义举，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宣言”的发布，对沿途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长征的意义起了重要作用。
11月下旬，当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而且装备精良，不时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形势相当危机。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顺利通过围寨地区，红二十五军专门召开会议，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要求，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并说明红军借路北上，沿途勿加阻拦。他还将当时所规定的上述政策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和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喊唱。正是由于红二十五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和出色的宣传工作，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还避免了地方反动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堵。
在12月召开的庾家河会议上，当省委做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后，为了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开展，省委随即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申明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人，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借以发动群众，扩大党和红军的感召力。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工作的迅速展开，省委又以红二十五军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生产兴业，“造成工农群众自己的镇安县”。在告群众书的号召下，广大农民很快发动起来，他们配合红军镇压土匪恶霸，摧毁反动保甲制度，建立革命政权。同时部队也得到了扩充，为以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了宣传省委在创建根据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2月5日，省委又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的布告。申明苏维埃政府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护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反动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保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活动的境内准其运输行走。上述传单、布告，实际上就是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中的“施政纲领”，它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正是因为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力，使沿途民众对党和红军有所认识和了解，同时也为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历尽艰险主要领导人伤亡比例最大，同时又是唯一发展壮大的一支队伍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把这支远征的孤军消灭在长征途中。当时红二十五军尽管势单力薄，只有不到3000人的兵力，但他们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重兵围堵，终于在1935年9月15日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长征。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悬殊太大，加之又无后方依托和援兵，因而曾多次陷入险境，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1934年11月26日下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河南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从这里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这时，预先在此守候的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突然向红军发起攻击。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经历的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情况下，突遭强敌袭击，能否击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全体指战员在军首长的亲自率领下，不畏强敌，英勇拼搏，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转危为安。
12月初，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10日上午，省委领导和军首长在洛南县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等问题。正在这时，敌第六十师追击而来，占领有利地形，突然发起进攻。由于军首长正在开会，疏于防务，致使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向红军发动猛攻，形势十分危急。军首长立即停止开会，带领队伍迅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击，奇回被敌人占领的有利地形。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全部打垮，毙伤敌800余人，红军也伤亡300多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及多名团营干部均在战斗中负伤。
庾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征途中经历的又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经过这次战斗，终于彻底打垮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使红二十五军暂时摆脱了困境，并在陕南站稳了脚根，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了迎接党中央，配合主力红军的长征，决定继续西征北上。8月21日，当部队在甘肃泾川县境内渡河时，刚过一半，突然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就在这时，尾追而至的敌第三十五师马开基团突然来袭，后卫部队立即与敌人展开激战。这时，已渡河部队因河水阻隔难以回援，而后卫部队又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如不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果不堪设想。见此情况，军政委吴焕先立即率领百余人从侧翼插向敌人，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敌人纷纷溃逃。但是，在战斗中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他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极为重大的损失。
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不仅多次身临险境，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而且部队主要领导人也伤亡惨重。正、副军长均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省委书记徐宝珊不幸病逝，部队损失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在其他长征队伍中是不曾有的。尽管如此，红二十五军不仅最终战胜了重重困难，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而且还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充分说明，鄂豫皖省委关于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决定是及时的、正确的，它不仅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能够跳出困境，摆脱强敌，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同时也因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吸引了一部分敌人的兵力，减轻了根据地压力，为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的革命武装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配合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等都作出了重大而特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