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称作“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翻开这部史诗，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红二十五军在这部壮阔史诗中独具特色的光辉一页。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6日整整10个月中，这支不足3000人的队伍，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独立完成了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不仅保存和发展了自身力量，还对主力红军的长征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策应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与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又在坚持和巩固长征落脚点的战斗战役中，展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而对整个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3月中旬至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对红二十五军的转移问题，以建议或训令的方式，先后给鄂豫皖省委发过5次书面文件，促使红二十五军酝酿战略转移。从3月中旬的《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开始，即提出红二十五军应当实行战略退却，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桐柏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7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又收到中共中央2月12日的指示和6月13日《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这两份文件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存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建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再执著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然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同时明确指出：“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的条件：（1）敌人力量比较薄弱；（2）群众中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3）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但同时也提出“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7月中共中央又给省委发出《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及《致鄂豫皖省委训令》，再次强调红二十五军的转移问题。

在建议红二十五军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又于1934年7月上旬派出红七军团北上，下旬派出红六军团西征。可见，在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一再失利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已开始考虑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并作了一些统一部署和准备，红六、七军团及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都属于这一统一安排之列。红二十五军虽未即刻踏上征途，却也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逐步认识到战略转移的必要性，而最终作为中央统筹安排的一部分，开始了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1月11日，省委在光山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会上根据程子华带来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战略转移要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进行等，决定奉中央指示，举师北上。会后，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在主力红军北上先遣的位置上，于11月16日开启了北上远征。这样，奉中共中央直接命令开始行动并担当明确使命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显然成为整个工农红军长征全局的重要部分，并发挥了重大作用。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合，给中共中央以启示，并以此为依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当时，中央红军已过腊子口，进抵甘南哈达铺，摆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前的问题是：到哪里去？以什么地方为落脚点？这时国民党的《晋阳日报》为作出决定提供了信息。该报报道：“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正是这份报纸，帮助中央红军确立了下一步前进的方向。谢党哉曾说：“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董老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的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请预作考虑。”“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说到了陕北再说吧。”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发出号召 ：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10月，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明确提出，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毛泽东曾在同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存和扩大苏区。”“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这里所说的新材料，指的就是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陕北红军力量壮大的消息。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是中央红军最后确定落脚点的重要依据。正因如此，徐向前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称作“红军北上的先导”。

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不久，国民党就获悉其突围的消息，立即调整“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进行跟踪追击；并命令河南南阳、泌阳、方城一带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肖之楚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第六十师于卢氏堵截。共计调兵30多个团，企图围歼红二十五军于桐柏山区入陕途中。红二十五军以灵活的战术、英勇的战斗打破了国民党的围堵，于1935年1月到达陕南。而在此期间，转战于湘鄂边界的中央红军，正在与国民党十几万大军进行苦战。虽然此时红二十五军由于与主力红军失去联系，且刚开始转战，也无配合主力红军的意思，其策应中央红军的作用也非直接的，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吸引了大批敌军，使国民党不能调动这些兵力去对付主力红军，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战略配合主力红军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南，开始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从1月到7月，红二十五军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吸引了国民党多达50个团参与“围剿”，也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如果说红二十五军在进入陕南之前，对主力红军的配合尚以自发为主的话，在陕南就逐步转入主动配合了。同年2月，红二十五军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前锋已抵汉中的消息，即刻采取行动进行配合，于2月下旬由郧西地区西进，一路连胜，直抵汉中。在获知红四方面军已回师后，又以华阳镇为中心开辟了新区开展活动。

1935年7月15日，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时，从搜集到的《大公报》获悉主力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立即召开沣峪口会议。会议决定，“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徐海东更提出，“即使我们这三千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会后红二十五军立即主动离开鄂豫陕根据地，开始了主动配合主力红军的西征北上。

红二十五军西征时，主力红军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国民党调集四川6路大军和胡宗南、薛岳部从东北、东、南三个方向进行围堵，试图把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或在这里聚歼。而红军本身，又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处境维艰。红二十五军在了解到主力红军正在北上，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鲁大昌部、马鸿宾部等已部署于川西北和渭河沿线及西（安）兰（州）公路上，阻止红军北上的消息后，立即挥师甘肃，袭击天水城，直捣国民党军后方。8月14日至31日，又在陇东隆德、平凉等地区活动，切断西兰公路18天。国民党称红二十五军为“捣乱之师”，不得不抽调大量兵力对付。7月26日至8月10日，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5道电令。初时要求各部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碉堡，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并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8月10日电令又指出：“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全力回击朱毛。”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调一部兵力，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据此，国民党军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方县，一部东移天水，准备南下的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偿第一旅也不得不滞留在文县碧江一带。这都大大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压力，使主力红军的危险处境有所缓解。红军主力的右路军在《行动计划》中对这一情况有所反映，计划说：“我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所部）于本月七、八两日攻占甘南之徽县、两当等县，逼近天水并向成县进迫。胡（宗南）敌判断其有进攻西固企图，正与朱绍良、杨虎城、于学忠各敌商议对付策略”。在红二十五军的配合下，右路军走出草地，取得包座战斗对胡宗南的胜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这些都是红二十王军策应主力红军的有力证明。

三、红二十五军在坚持和巩固长征落脚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大大增强了陕北红军的力量，其顽强的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主力到此落脚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15日胜利到达陕南延川永平镇，16日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举行会师，18日三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红军面临严峻形势：1935年7月中旬，国民党为了消灭陕甘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部署了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企图将陕甘红军围歼于保安（今志丹县）、安塞地区。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更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5省军队，加紧“围剿”陕北根据地，以实现其摧毁陕甘根据地，使北上红军无立足之地，进而达到全歼红军的目的。“剿匪总司令部”派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及刘翰东第一0七师进驻洛川，何立中第一一0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其他各路军马 逐步向陕甘根据地境内推进，一时间陕甘根据地处于危急之中。

刚刚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一起，在徐海东的指挥下，于9月下旬到10月初，以一部分兵力包围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前来增援，军团主力则在劳山地区设伏，打击援军。10月1日取得劳山战役的巨大胜利，毙伤敌东北军1000余人，俘3700余人，缴战马300余匹、七五山炮4门、八二拍击炮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余支、电台1部。

劳山战役胜利后，红十五军团又发动了榆林桥战役。10月25日，向国民党榆林桥守军发起进攻，取得了胜利。此战俘敌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及其以下1800余人，缴迫击炮8门、重机枪16挺、轻机枪108挺、长短枪1300余支。

劳山、榆林桥战役改变了陕甘根据地的严峻局面，使北到延安，南至富县、洛川之国民党第六十七军处于首尾不能相顾之境，宣告了王以哲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的南线战役彻底失败。陕甘革命根据在战斗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使得国民党欲置主力红军无立锥之地的图谋破产。而战役中的大量缴获，又使红十五军团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改善，后勤给养得到了有效补充，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又作为主要战斗部队，对坚持和巩固这一革命的立足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确定立足陕甘边，以开创新的革命局面。11月初，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11月下旬，国民党又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试图先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再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东西对进，南进北堵，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以北地区。

但国民党没有料到会师后的红军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而正如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给陕北红军的《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会师后的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红军力量大增，使国民党消灭红军的企图破产，整个西北的革命形势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又发挥了重大作用。为粉碎国民党新的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会师陕北的各路红军，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歼灭战。在直罗镇战役前，徐海东就奉中央之命打下了张村驿，打开红军向西出击的道路，为直罗镇战役作好了战场准备。战役开始后，在敌一0九师进入直罗镇的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猛攻直罗镇之敌，不到2个小时，红军即占领了直罗镇。此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其一0八师、一一一师退回甘肃境内，一一七师退回富县，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从而使长征后的红军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脚点和夺取胜利的出发点。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接见徐海东和程子华时说“你们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主要是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对整个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红二十五军的英勇西征，没有其对陕北根据地的特殊贡献，则红军主力的长征很可能要经历更多的曲折。西北革命大本营的确立，以及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凭借步步走向胜利的局面，也很可能要经过更多的艰难和更长的时间。因此，重新认识这支英雄队伍的壮丽远征，及其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局的重要作用，对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及意义，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而红二十五军的卓越战绩，也使这支英雄队伍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