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还没有哪支军队能够像红二十五军一样，在与张学良东北军的作战中时间最长、打仗最多、了解最深的。
从1934年2月至1935年11月，这对不打不相识的冤家，从鄂豫皖到鄂豫陕，再从鄂豫陕到陕甘根据地，历时1年又9个月，大小战斗数十次，能够叫起来名称且略具规模的至少不下5次。而每次战斗，红二十五军对东北军用暴打来形容还真恰如其分。正是在长期的不打不相识中，东北军认识到了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抗日的军队、正义的军队，以至在后来的几次战斗战役中，只要遇到红二十五军，许多东北军士兵竟然以“兄弟”相称，举起的枪是向空中开的，不作抵抗就举起了双手。也许这兄弟情深让他们找到了真正共同点，这就是“抗日救国，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保家卫国”的强烈意识和呼声，已经开始深深地触动那些高级将领们，使他们在逐步凝聚的共识中幡然醒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在那暗流汹涌中渐渐浮出水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我们且不去探究这里面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而是仅从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长达一年多几次重要交战事例中，去找寻这起政治事件背后的蛛丝马迹，深刻认识红二十五军从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功绩。
一、高山寨首挫东北军，部分俘虏被培养成“机枪教官”
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将东北军10个师从华北陆续调往豫东南、鄂东北，以加紧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当时，东北军“围剿”的对象，主要是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的红二十五军。
1934年4月16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的豹子岩（今属金寨）会师。次日，红二十五军重新进行整编，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全军辖第七十四师（3个营）、第七十五师（2个团），计3000余人。4月18日，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重返鄂东北。19日通过潢（川）麻（城）公路后，驻光山沙窝集（今新县）之敌第一0九师（师长牛元峰）所部2个营尾追而来。
军首长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为打击该敌，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埋伏于沙窝以西之高山寨，其余部队诱敌跟进。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时，第七十四师突然掉头向敌人猛扑，二二三团则从侧后发动攻袭。敌人前后受到夹击，仓皇溃窜。红二十五军乘胜猛攻，毙伤敌100余名，俘敌52人，缴获轻机枪10余挺、步枪100余支。高山寨之战，是红二十五军对东北军的第一次打击。
对于被俘的52名东北军官兵，军政委吴焕先亲自给他们讲解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我党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号召东北军弟兄“打回老家去，抗日保家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受吴焕先鼓舞，10余名官兵自愿加入了红军队伍，其余全部予以释放。
吴焕先把这十几名官兵编成一个班，以便先集中进行整治教育再补入连队。考虑到这个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机枪手，为更好地使用缴获的东北军捷克式轻机枪，军首长研究决定将这个班作为全军的“机枪教官”来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这个班的成员分别被编入到连队，担任“机枪教官”。值得一提的是，为强化“机枪教官”的责任，军首长对这个职位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长、指导员，但在日常生活方面，还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建军的好举措。机枪射手在那个年代战场上的威力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难怪红二十五军战力如此强大，可见一斑。从此，在红二十五军里，“机枪教官”这个特殊职位就一直保留下来，并成长出一批政治坚定、军事过硬的优秀干部。在这个“教官”队伍里，朗献民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朗献民是辽宁人，作为一名东北军老兵，他在军事技术和战场指挥上都有一套，就是对政治不太关心。他的口头禅是“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为了纠正这种不问政治的盲目军事观点，吴焕先笑着问朗献民：“好兄弟，你从长白山来到大别山，吃的是东北军的粮，跟红军打的什么仗？”朗献民一时语塞，把他的东北军师长牛元峰抬了出来，说牛胖子师长说的“抗日必先剿匪，剿灭赤区就是抗日”。吴焕先首先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独裁鬼话，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好兄弟，东北军上了老蒋的当。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还要欺骗你剿赤就是抗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抗日就要把枪口对准日本兵，打回东北老家去！”吴焕先还把军政治部编印的“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拿来给朗献民，那上面有针对东北军的六条具体内容。吴焕先还即兴唱了一首新编的歌谣：“张学良呀张学良，看你成了什么样？丢了东北和家乡，国民心中好悲伤……”吴焕先的循循善诱，牵动情怀的这首歌，使郎献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一向不问政治的军人，从此不仅热爱政治，过问政治，而且把军人的政治使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长征进入陕南，就被提拔为连长，不久入了党，当上了营长。长征到了陕北，他已经在战火纷飞的战场成长晋升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团长，团政治委员是后来共和国上将刘震。不幸的是，在榆林桥战役中，朗献民身先士卒，壮烈牺牲。
二、长岭岗大捷震惊了张学良，红军政治瓦解工作初显威力
东北军进驻鄂豫皖苏区不久，雄心勃勃的张学良就制定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30日为期3个月的“围剿”计划，其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其具体部署：一是将鄂豫皖地区的10多个县划分为6个“驻剿区”和1个“护路区”（平汉铁路沿线），使用 兵力为13个师又3个独立旅；二是另以2个师又6个团组成4个“追击队”，对红二十五军实行跟踪追击。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将红二十五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6月底，敌部署就绪。7月12日，东北军姚东潘第一一五师和吴克仁第一一七师（第三追击队），从东西两面向罗山朱堂店进攻。为避敌锋芒，争取主动，红二十五军开始实施转移。17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在向何家冲转移途中，行至长岭岗南侧高地时，突然发现敌一一五师就在长岭岗一带宿营，两个团分别扎营东西两端。驻扎在长岭岗的师部，几顶帐篷尚没拆除，戒备十分疏忽。长岭岗是一座孤岭，地形狭窄，敌人只是借宿，并没有修筑工事。徐海东、吴焕先当即决定抓住有利战机，歼灭孤立之敌。战斗打响后，红二十五军接连端掉敌人的几处排哨、连哨。很快，长岭岗就被拦腰突破，东北军两个团不能相顾，乱作一团。这时，活动在附近的红军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乘机抢占长岭岗以北高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长岭岗一仗，给东北军趾高气扬的进攻当头棒喝。姚东藩部六四三、六四四团遭遇歼灭性打击。据红二十五军政治部1934年7月18日印发的《战斗捷报》记载：此战消灭敌人5个营，缴获长短枪800余支，轻机枪60余挺，弹药及军用品难以数计。师长姚东藩负伤逃回后遭到解职，师参谋长负伤后潜逃，师部中校参谋周鸿负伤后自杀身亡。
战斗中缴获的大批新式武器弹药，令红二十五军的武器装备焕然一新。有不少战斗连队，都配备到6至9挺机枪，有几个营还换上了新式马步枪。此前补入的那一个班的“机枪教官”，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不仅成了战斗骨干，还为红军培训出一批又一批机枪射手。
长岭岗战斗让张学良十分震惊，一怒之下撤掉了负伤逃回的姚东藩师长职务，将余部调往孝感休整。同时，红二十五军强悍的战力也令他不禁产生了畏惧。从东北退到内地以来，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头衔，既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也在内心深处暗自懊悔。跟他背井离乡的子弟兵本应与日本人厮杀疆场，报杀父之仇，保家乡安宁，然而被蒋介石调到离家万里之遥的鄂豫皖地区，死在共产党红军之手，他于心不甘，对“攘外安内”的政策开始产生疑惑、不满。
在长岭岗战斗中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工作产生了良好效果。战斗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穷人不打穷人”、“缴枪不杀”的口号声，对东北军震动很大。他们远离亲人，思乡心切，“打回老家，保家卫国”的心结被激发出来，纷纷放弃抵抗，缴械投降者不计其数。战后，军政治部对400多名东北军俘虏进行了宽待和教育，其中除少数参加红军外，大部发给路费释放。敌伤兵经包扎后，交由释放的俘虏兵抬回。军政委吴焕先亲自与留下的东北军官兵谈话，对他们进行教育。数十名经过教育后的官兵分别编入连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也加强了对东北军的政治宣传攻势。他们或派俘虏回去散发传单，或派便衣队秘密张贴标语，或派地方部队在游击活动中对敌喊话，工作十分活跃。1934年7月，鄂东北苏区政府还印发了招待哗变士兵的布告，广为张贴宣传，并在根据地边境上设立了哗变士兵招待处。不少红军战士、苏区政府人员和群众，都参加了临时接待工作。东北军士兵中秘密流传着“不打红军，要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常有一些零星人员投奔红军。鄂东北游击总司令还两次写信给驻扎在光山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送去一些传单和标语口号，试图与其建立联系。这些做法，在东北军中都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三、劳山战役释放俘虏三千余人，共产党政策深刻影响东北军
1935年9月，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刚刚粉碎，蒋介石就立即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亲自担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疯狂掀起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这次行动，首先从抗日前线调动东北军的7个师分两路向苏区进攻：一路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3个师，从西安由南向北进攻；另一路以五十九军军长董英斌率4个师在甘肃的合水、庆阳一带集结，由西向东进犯。同时，命令驻守陕北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4个师由北向南推进，加上宁夏的马鸿逵3个骑兵团连同原来参加“围剿”的部队，总兵力达15万人，形成南、北、西三面夹击之势，企图一举剿灭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9月15日，王以哲率军部和一一0师何立中部、一二九师周福成部进驻肤施县（1936年5月改为延安县）。
18日，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9日，红十五军团研究制定了反“围剿”的作战计划。军团首长决定，先打南线对我军团威胁较大的东北军。在战术上采取“围城打援”的方式，派少量部队包围并佯攻甘泉县城，引诱肤施守敌出援，在延安和甘泉之间的劳山一带歼敌援军。
23日，红十五军团到达甘泉的王家坪、油粉村一带。24日，徐海东、刘志丹率团以上干部来到劳山附近观察地形，认为从劳山到白土坡一带有利于打伏击战。当即决定，在劳山川东、西山设伏，把敌人装进“口袋”来消灭。具体部署为：红八十一师佯攻甘泉县城，以堵截敌人的先头部队和甘泉援兵；红七十五师设伏在劳山川东一侧的有利高地，红七十八师埋伏劳山西侧的隐蔽高地，担任主攻任务；骑兵团隐蔽在土黄沟和杨庄沟两沟内，以断敌后路和阻击延安援兵。整个战场的布局形成一个四面包围的“口袋阵”伏击圈。
28日，红八十一师如期包围了甘泉县城。29日，各部队按照指定地点分别进入埋伏区。10月1日晨，驻守延安的东北军一一0师师长何立中率师部和3个团，从驻地出发增援甘泉。行至延安以南三十里铺，将六三0团留驻，带师部和六二八、六二九两团直奔甘泉。
下午2时左右，敌前卫部队六二九团到达白土坡村，师部也行至劳山后街，敌人已完全进入伏击圈。战争打响，何立中在逃跑中颈部中弹，于10月7日毙命。此役共毙伤敌师长、师参谋长、团长以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3700余人，缴战马300余匹、山炮4门、迫击炮8门、重机枪24挺、长短枪3000余支等。
劳山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仗，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改变了陕北的整个战局。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三路夹击、全面“围剿”的部署，经劳山一战，被歼1个师，上下震动很大，各路敌人闻风丧胆。驻守榆林的井岳秀和瓦窑堡的高桂滋成了惊弓之鸟，不战而逃；南线的敌人也改变了战术，不敢贸然妄动。
战后，红十五军团对俘虏的3700多东北军官兵进行集中宣传教育，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真内战、假抗日的真实面目，阐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抗日主张。最后，按照俘虏政策将被俘官兵一一释放。
受到共产党俘虏政策宽待和教育的东北军广大官兵，开始明白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到了蒋介石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罪恶勾当。他们痛切感到，如果再不醒悟，将会被消灭于内战的战场上，而不能实现收复东北失地把力量用于抗日战场上。因此，对共产党提出的“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抗日口号认同感强烈，上下一致，逐渐在东北军中形成共识，相互呼应，影响越来越大。
四、榆林桥战斗俘敌团长高福源，经教育高福源牵线“四九”会谈
劳山战役后，徐海东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甘泉县城，断敌交通。东北军为了维护南北交通，于1935年10月20日，派一0七师六一九团和六二0团1个加强营，由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带领，从羊泉进驻到榆林桥，占领制高点并开始修筑工事。
榆林桥是富县通往甘泉的一座小石桥，南面是个小镇，七八十户人家。经过地形勘察和战斗准备，徐海东决定趁敌构筑工事未成，立足未稳之际，坚决消灭该敌。10月25日拂晓，红十五军团主力对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我第七十五师迅速突破敌人外围，占领制高点，歼敌大部。残部纷纷向镇子里溃退。红军各部先后向镇子里猛扑，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
榆林桥之战，毙伤敌300多名，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敌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是东北军一员骁将。所部六一九团，曾被张学良赞誉为“尖子团”，视为最能战斗的一支劲旅。榆林桥战斗，高福源以守为攻，占领有利地形，位处优势却惨遭失败，再次引起张学良的极大震惊。
高福源被俘后，接受红军教育的第一课，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他从这首歌中初步认识和了解了红军。1935年12月，高福源参加了在瓦窑堡举办的被俘东北军百余名“解放军官训练班”。通过学习，进一步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他毅然提出要面见王以哲和张学良，向他们当面陈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不能让东北军和红军自相残杀，而应当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此时，中央红军早已和红十五军团会合，高福源的请求立即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批准。
在红军前线部队的护送下，高福源独自进入甘泉县城，会见了东北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由张文清与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联系上，向王以哲提出面见张学良的要求。此行，高只身入城，守信而归。回到瓦窑堡后，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李克农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6年1月底，在王以哲的联络和安排下，张学良在洛川会见了高福源，直接听取了有关中共中央方面的情况陈述。
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等一行9人，由高福源引路，骑马来到洛川，与王以哲及其参谋赵镇藩举行会谈，并初步达成四项协议。3月4日，张学良乘专机抵达洛川，和李克农进行了正式会谈。
高福源不仅沟通了红军和东北军的联络渠道，而且在双方之间还搭成了一座桥梁，很快促成了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举行的“四九”秘密会谈。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改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开始由量变向质变转化。
然而，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不久，1937年“二二”事件发生，廖徵流、刘多荃发誓为蒋介石杀害的王以哲军长报仇，高福源被怀疑为“少壮派”，刘多荃下令将他枪杀。高福源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1981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五、直罗镇战役确认红军不可战胜，张学良坚定抗战决心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急调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毛泽东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
11月20日，在军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一0九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11月21日午夜，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徐海东带红十五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激战至下午2时，敌一0九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为继续歼敌，红一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一0九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一一七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一0六、一一一师。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红一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一0六师1个团。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土寨内的一0九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红十五军团一部全歼，击毙敌师长牛元峰。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一0九师和一0六师1个团。两个月不到，东北军便被红军硬生生吃掉2个师，两位师长阵亡。张学良愤怒、迷茫、困惑可想而知。而此时，东北军上下对内战的厌恶情绪，随着大批被俘官兵的归队，更是与日俱增。他们向张学良哭诉“与其和共产党打仗死的不明不白，不如去和日本人拼命死得其所！”
直罗镇战役的沉重一击，再一次使张学良认识到红军不可战胜，对“剿共”丧失了信心。回顾一年多来与红军南征北战，尤其是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不仅损兵折将，蒋介石更是对他另眼对待。东北军军饷本来就比中央军少，而且还被多次无端折扣，打仗中部队的死伤得不到补充，还要撤销两个师的番号，都在张学良的心里犹如伤疤上撒盐，痛心疾首。再看看眼前自己的部队，上上下下都普遍地认为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坚决、机动、灵活、顽强，是无敌的。在陕北这一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地区，感到难于应付，力不从心。加上肤施、甘泉被围，补给困难，有进退维谷之苦，不但对“剿共”失掉信心，反而产生畏缩心理。此时此刻，在对红军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进而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红军的强烈愿望。
尤其重要的是，直罗镇战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裂。蒋介石对东北军直罗镇惨败的冷漠态度，使张学良彻底认清了蒋介石企图借“剿共”令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的险恶用心。而且，红军对东北军俘虏的教育，以及同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的沟通，进一步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从消极“剿共”到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的转变。应该说，直罗镇战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于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以及红军和东北军之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翻开红二十五军的战史，我们不断发现，这支英雄的军队，从大别山区到秦岭脚下，再到陕北高原，与其交战次数最多、作战规模最大的无疑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红二十五军战斗之勇敢、强悍和所向披靡，以及与东北军在你死我活的厮杀中结下了不解情缘，是张学良一生中最难忘却的。以至在2000年他百岁寿诞时，迎来了一位素昧平生的特殊客人——徐海东的女儿徐文惠。徐文惠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接待，并且接待时间由原定的20分钟，延长到1小时45分。对于一位百岁老人而言，徐文惠享有的这份特殊礼遇，不得不说是徐海东在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所致。
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与东北军近两年的转战中，采取的斗争策略是极具远见的。一方面军事上严厉打击毫不手软。东北军是秉承蒋介石指令“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它的直接作战对象就是红二十五军。只有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才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而且张学良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抢占地盘筹集军饷。对于这种政治上的反动性红二十五军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军领导在对东北军的斗争中，总是瞅准机会，揪其薄弱，雷霆出击，将其打痛，令其畏惧。如长岭岗战斗中，徐海东、吴焕先发现敌姚东藩一一五师疏于戒备、扎营孤岭、不习山地战，当机立断，周密部署之后突然袭击，一鼓作气歼俘敌5个营，给一一五师歼灭性打击，师长撤职，番号取消。再如劳山战役，敌一一0师骄横轻敌，孤军冒进。徐海东诱敌深入，在劳山设伏，一举毙伤俘敌4700余人，师长何立中重伤身亡，一一0师被成建制消灭。
另一方面政治上分化瓦解有理有节。军首长认为，东北军远离家乡和亲人，有怀乡恋土深厚情节，对日本人仇恨在心，厌恶内战，打仗凝聚力差，是可以争取团结抗日的对象。因此，在与东北军作战中，非常注重政治瓦解工作。如在长岭岗战斗中，对东北军进行战场喊话，他们向遭到围攻的敌人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穷人不打穷人”、“缴枪不杀”等，对东北军开展政治教育，宣传我党优待俘虏政策，教育他们“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等。经教育使东北军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是为穷人打江山的，是真心抗日的。尤其是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短短1个多月，连续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的巨大胜利，两场战役共俘敌近6000人，这些俘虏除少数愿意补入红军队伍，绝大多数经教育后全部释放。由于距离家乡遥远，被释放后几乎悉数回到东北军军营。受到红军教育优待的俘虏，在部队中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不打红军，打回老家去”的民意主流，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引起很大反响。这些基层军人的共同心声很快传导到东北军高层，使他们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加之战场上一再失利，损兵折将，东北军高层痛感“剿共”没有前途，停止内战、拒绝内战、共同抗日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道路。
毫无疑问，红二十五军对东北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功勋不殊。军事打击使东北军认识到红军不可战胜，继续战争死路一条；而政治瓦解则使东北军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打内战的目的就是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让地方军队与红军两败俱伤，以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对东北军上上下下、一心要“打回东北抗日保家乡”的诉求则置若罔闻，弃如敝屣。正是东北军在内外交困中的这些思想转变，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转圜斡旋，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之际，促成了不久爆发的西安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