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在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时期，诞生在大别山区这方热土上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神奇的军队。这支军队转战鄂豫皖，坚持根据地斗争两年之后，按照中革军委和周恩来关于实施战略转移的部署，孤军北上，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先锋，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这只队伍尽管在成长壮大中，军领导几经调换，但最终有两位人物在历尽劫波后，成为红二十五军永不磨灭的政治和军事符号，他们就是军长徐海东和政治委员吴焕先。
在众多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文章和论坛上，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个较为普遍的提法，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魂，而且这个说法业已得到过曾经与吴焕先一起战斗过的许多将军们的认可。对此，我表示完全理解。但是，通过对红二十五军成长历程作深入分析和研究之后，笔者认为，与其说红二十五军的军魂是吴焕先，倒不如说吴焕先是 红二十五军军魂的缔造者或塑造者，这样也许更为严谨，也更加科学。因为，所谓“军魂”，它更多是指军队的使命、担当、气概等精神的象征。打开搜索引擎，我们会发现，关于“中国军魂”的解释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指军人勇敢、顽强、坚决完成任务的战斗意志。
把吴焕先当做红二十五军军魂的缔造者，而不是当做军魂来看待，丝毫不会影响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功绩。同样地，笔者还认为，作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缔造者理所应当也包括军长徐海东。两人同为这支军队军魂的缔造者，军政双璧，相得益彰，共同塑造了一支伟大军队的不朽军魂，从而使这支拥有钢铁军魂的人民军队政治坚定，军事过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被毛泽东夸赞的“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既有徐海东，也有吴焕先。
一、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政治坚定、军事过硬的铁血劲旅
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创建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金寨县麻埠镇，是鄂豫皖苏区的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红二十五军创立之初，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与红四军一道先后参加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重大战役，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战斗作风等得到了极大提高，为此后独立开展根据地的斗争作了充分准备。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西出川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异常严峻。紧急关头，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的领导下，先后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根据地危局初步扭转，红军发展壮大到1万余人。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影响，省委盲目执行“夺回中心城镇”的错误方针，作出了围攻七里坪的盲动决定。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折损过半，使刚刚好转的根据地形势再陷危境。在惨痛教训面前，省委痛定思痛，决心改变斗争方针，抛弃单纯内线防御的作战思维，转而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来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斗争方针转变后，红二十五军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围剿”，克服艰难困苦，转战敌后方纵深和兵力薄弱地方，以游击战、运动战克敌制胜，发扬吃大苦耐大劳战斗作风，先后取得葛藤山、长岭岗、太湖、斛山寨等重大战斗的胜利，根据地斗争形势渐趋好转。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实施战略转移，孤军北上长征。临行前留下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的领导下，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西出平汉铁路，转战桐柏山、豫西平原、伏牛山区，进至陕南，经独树镇、庾家河两场生死存亡的血战，在鄂豫陕边区、秦岭脚下站稳了脚跟。继而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先后在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荆紫关、袁家沟口等地，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打破了东北军、西北军的两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发展到了4000余人。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时，意外获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有北上意图，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西出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同时，留下鄂陕、豫陕两特委和部分武装，组成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之后，红二十五军出秦岭，涉渭河，翻越六盘山，驰骋陇东南，切断西（安）兰（州）公路，钳制了敌人南调的兵力，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在迎接中央未果，转战缺乏根据地支撑，敌人围追堵截形势危机情况下，毅然北上，胜利到达陕北。1935年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成为第一支到达陕甘根据地的长征队伍，并为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
二、徐海东、吴焕先共同为红二十五军军魂不可或缺的缔造者
在红二十五军中，徐海东和吴焕先是这支英雄队伍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严峻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两人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关心士兵，严格治军，深受部队官兵爱戴；两人作战勇敢，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屡建奇功，深为干部战士折服；两人原则性强，顾全大局，襟怀坦荡，勇于担当，堪为全军将士楷模。这些共同特点都无不奠定了他们在这支队伍中的崇高地位，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干部战士的思想境界、战斗作风、个人修养。
其实，如果细加辩查，我们也不难发现，徐海东和吴焕先这两位将领，除了他们拥有上述共同的人格魅力外，两人在领军统帅中，还是各有擅长，彼此互补，大放异彩。
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参加和领导过黄麻起义，历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红二十五军军长、政治委员和鄂豫皖省委常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他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和领导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入陕、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在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西征北上中，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他的政治才干和不朽功绩，应该比他在军事斗争方面更加突出，更为引人注目。这些，我们可以从现存史料上找到相应佐证。
首先，吴焕先是一位在政治工作方面独具慧眼、能力超凡的革命家。吴焕先短暂而精彩的革命生涯中，从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到红二十五军政委、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一直主要从事党和革命事业上的政治工作，其本身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政治品格优秀、政治工作才能超拔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战士们最爱听吴政委讲话”，也说明他与官兵打成一片，鼓动能力强，思想政治工作水平高。不仅如此，他在对革命事业发展和识人用人上更是眼界不俗。一是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西出川陕后，当时他正担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面对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他向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建议重建红二十五军，亲任军长，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二是1934年4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豹子岩会师时，他代表省委与徐海东彻夜长谈，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主动作自我批评，赞赏徐海东在皖西北取得的军事胜利，推举徐海东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共同担负起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重任。
其二，吴焕先在领导红二十五军政治工作方面决定正确，引领航向。吴焕先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先后在协助两位省委书记工作期间，不断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影响，探索出符合根据地实际的武装斗争方针。七里坪战役和鄂豫皖苏区保卫战失败后，他及时接受徐海东等提出的“以运动战向外线发展，深入敌人后方打游击”等斗争策略，改变斗争方针，使根据地斗争形势逐步好转。此后，在省委花山寨会议坚持按照中央部署北上抗日，在省委庾家河会议上提出建立鄂豫陕苏区，在郧西会议上反对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等，都力排众议，为省委作出正确决策发挥重要作用。1935年7月，在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当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断然作出西出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决策。这一独立自主的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符合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其三、在制定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对待少数民族等政策方面高瞻远瞩，鼓士气得民心。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工作是首屈一指的，战前作政治动员，战斗中危机时刻发挥党员的作用，吴焕先把党的政治工作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这句话只要吴焕先喊了出来，总能改变战局，鼓舞战士们与敌浴血奋战，直到胜利。红二十五军政治工作有声有色，无处不在。每到一地，“什么是红军”广泛散发，家喻户晓。因时因地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告国民党士兵书》等政策主张。开始长征时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长征途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减少前进路上的阻力，提出沿途“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所需粮草，一律购买”等等。鼓励政工干部编唱《红军青年战士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激励斗志，鼓舞人心。1935年8月红军西出静宁县单家集、兴隆镇回民住居区时，首先制订“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与回民群众亲如一家，深受欢迎。后来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时，受到回民热情接待，毛泽东夸赞“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的很好。”
徐海东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领导和指挥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战斗中，在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行动中，都建立了特殊功勋。与吴焕先比，徐海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军事才干方面，他的军事才干不仅展现在坚持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及红军长征中，更展现在到了陕北，跟随毛泽东参与直罗镇、山城堡、东征、西征战役上。这些军事品格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是一位为战争而生的军人。历史上，在兵连祸结的战争年代，总有一些是为战争而生的人。这些人往往是闻战则喜，天生就是打仗的材料。徐海东就是这样，可以什么都不在乎，甚至当官都不在乎，但“打仗有瘾”。一遇战事，总是身先士卒，率先拼杀。战场上部队主官的英勇顽强，敢打敢拼，总是能给指挥的部队带来示范和强烈的引领作用。每次战事，只要徐海东出现，就是战旗，就是冲锋号角，就是英勇的斗志。徐老虎的威名就来自于此。国民党军队，闻听徐海东的大名，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其二，足智多谋，指挥若定，是一位善打巧仗敢打硬仗的悍将。徐海东是一位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成长起来的骁将。在他指挥的战斗战役中，几乎是没有失败的。他最喜欢的战法，是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在对方的侧后方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而溃退。如葛藤山、长岭岗、斛山寨、劳山、榆林桥等战斗战役。他创立的在运动中“先疲后打”的战术，在敌纵深神出鬼没“远程奔袭”的战术，都屡屡得心应手，令敌胆寒。久经沙场的徐海东，对敌情判断和战场上的感知能力无与伦比，以致后来他在养病期间躺在担架上，只凭听觉就能知道哪个方向有敌人，警卫连在他的指挥下，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名真正的将军，最高的褒奖来自于敌人的畏惧。西安事变时，张学良要求中共协防潼关，点名要求徐海东率部前往。当徐海东的部队一到设防地，国民党中央军闻听徐老虎来了，后退20公里扎营，没敢再向前一步，直到事变和平解决。
其三，胸怀全局，联系群众，是一位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共产党人。战场上，徐海东是一名严肃的指挥官，威震敌胆。在军营里，在行军中，他对士兵嘘寒问暖，给战士讲故事，从不摆架子。他的战马，绝大多数都是给伤病员骑。他说“我走路有瘾”。徐海东热爱打仗，对名位从不放在心上。1931年底，在担任鄂豫皖苏区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时，由于负伤离开了岗位，尚未痊愈时坚决要求归队。师长陈庚让他继续养好伤等待安排，并说团长位置已经有人。徐海东不假思索，提出当副团长也要上战场，陈庚只好依他。1934年11月，中共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传达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身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主动提出让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军长，他自己当副军长。但是，在长征途中，在创立鄂豫陕苏区时，在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中，他都力挑大梁，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因为是副军长而放弃自己的责任。相反，他更加主动出谋划策，冲锋在前，险仗恶仗都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出奇制胜，逢凶化吉，最终把红二十五军带到陕甘革命根据地。
纵观吴焕先、徐海东两位革命家、军事家在政治品格上的敏锐力、洞察力、执行力和军事指挥上的反应力、感知力、应变力，我们不难发现，两位生死相依、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配合默契，各展所长，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把红二十五军淬炼成为一支政治坚定、组织有力、军事过硬、无往不胜的强兵劲旅。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两人共同缔造了红二十五军威武不屈的钢铁军魂。
三、听党指挥，战术灵活，作风优良，战之必胜，红二十五军军魂浩荡
红二十五军足迹遍布鄂豫皖、鄂豫陕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组成工农武装，进行英勇斗争。这支军队长期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游击战、运动战，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中国革命立下特殊功勋。在这一革命斗争历程中，徐海东、吴焕先作为红二十五军的卓越领导人，他们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处变不惊，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而建军建制，把红二十五军锻造成为一支“听党指挥、战术灵活、作风优良、战之必胜”的英雄军队。
听党指挥。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地，红二十五军的胜利，也一刻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红二十五军从初建到重建，先后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直到长征胜利结束，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都没有单独成立军党委。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大多数是省委的成员，吴焕先是省委常委。省委对红二十五军实行直接领导，一切重大问题均由省委决策，军领导执行。省委和军领导的成员，基本上是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立时期的领导人或骨干，吴焕先、徐海东等多数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有中共中央派来的，如省委书记沈泽民等。这些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充满革命的热情和朝气，在重建红二十五军之前，都已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锻炼，担任过根据地党政军的一些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由这些人组成省委和军领导集体，就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红二十五军紧紧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省委，和军领导在斗争中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具有较高的领导才能和斗争艺术。他们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这对于红二十五军的成长发展，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坚持，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长征的胜利，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战术灵活。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敌人始终以绝对优势兵力对其实行不断的“清剿”、“围剿”。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残酷现实，决定了红二十五军必须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克敌制胜，这也是徐海东、吴焕先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
要正确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这种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军首长一是善于正确处理“打”与“走”的关系。徐海东常说“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也许就是对“打”与“走”关系的形象比喻。红二十五军经常面临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强敌围攻，要有效打击和消灭敌人，就必须迈开腿，急行军，以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捕捉和制造战机。在徐海东、吴焕先的带领下，红军一时内线，一时外线，经常进行大踏步的进退，扰敌视线，使其摸不透红军的作战意图，不得不以绝对的优势兵力紧追其后，以致疲于奔命。这样如此几番，红军就能够在这些运动中及时捕捉和创造战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给疲累薄弱之敌以闪电一击，有效歼敌并获得补给。如在鄂豫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敌人以3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军实行分进合击，军首长采用“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策略，先在根据地内线外线广大区域大回旋奔走，牵着敌人的鼻子前行。经过1个多月捉迷藏式的周旋，分散和疲惫了敌人，进而创造了有利战机，终于在根据地中心区袁家沟口设伏，全歼西北军警备第一旅。
二是在战斗战役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歼灭敌人。在红二十五军成百上千次战斗战役中，众寡悬殊一直是挥之不去的绝对劣势，因此，要在运动中消灭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在战斗战役中集中优势兵力，选敌薄弱环节，予以出其不意雷霆一击，获得全胜。在具体的实战中，军首长的作战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有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如在郭家河战斗中，红二十五军以4个团、1个特务营和地方武装，打敌人立足未稳的2个团，出奇制胜，取得全歼敌人的胜利。第二种是红军兵力在战役上处于劣势，则集中兵力打敌一路，造成战斗上的优势。如潘家河战斗，敌人以十几个团的兵力分路合击红军，在战役上处于优势。而红军则以地方武装钳制其他各路敌人，以主力6个团和地方1个独立师集中打敌冒进的一路3个团。先用2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歼敌突出的1个营，而后利用敌人逐次增兵的错误，连续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取得歼敌1个多团的胜利。第三种是红军兵力处于劣势，但地形、环境、气候对我有利，敌人部署犯兵家大忌、松懈麻痹。如长岭岗战斗，东北军初来乍到，布兵孤岭，战备松弛，不习山地战，红二十五军出其不意以5个营打敌2个团，在兵力、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发挥红军猛打猛冲的作风和善打山地战的优势，先以1个营歼敌1个排，继以2个营歼敌1个连，又以3个营歼敌2个 营，取得了以2000人兵力歼俘敌3000余人的巨大胜利。
红二十五军在运动战、游击战中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过程中，把包围迂回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进攻时，集中力量在主要方向上实施突击，突击时又从一面或两面包围敌人，断敌退路，形成合围，取得胜利。防御时，用少数兵力控制要点，坚决抗击，钳制和消耗敌人，稳住阵地。与此同时，组织主要兵力迂回攻击敌人侧后，变被动为主动，造成前后夹击态势，乱敌阵脚，获取胜利。
正是由于军首长能够娴熟运用这些巧妙的战略技术，凭借在战场上对敌情判断的超凡悟力，使红二十五军无论在什么样的险恶严峻环境中，都能绝处逢生，转败为胜。
作风优良，战之必胜。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必须具备优良的战斗作风。对于一支军队而言，优良的战斗作风，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能确保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和战术思想正常而高效落实，能使正确的战术发挥更加强大的威力。红二十五军的战斗作风，在军领导亲力亲为、严格要求、刚毅果断、机制敏锐带动和耳濡目染下，不仅继承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不断实践和磨练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斗风格。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前仆后继，英勇顽强，服从命令听指挥。进攻时，动如脱兔、突然凶猛，令敌人措手不及，一鼓而歼灭之；防御时，不惧强敌，不畏敌人的连续冲击，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并伺机转守为攻；转移时，能吃大苦耐大劳，克服重重险阻，边走边战，阵脚不乱，使红二十五军在进攻时有强大的突击力，防御时有坚韧的抗击力，转移时有坚强的行军力，在急难险阻面前有惊人的忍耐力。全体指挥员求战心切，能够孤胆作战，在任何艰困险峻的情况下都拖不跨、打不散。正是这些优良的战斗作风，才使红二十五军征战沙场，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并能在危难时刻转危为安、反败为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