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龙腾云起，英雄辈出，人民领袖毛泽东曾评价过无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居功至伟的人物。其中，他老人家评价大将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认为徐海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这样的评价，只有拂去历史的尘埃，置身中国革命在1935年10月至1937年8月那段波澜云诡、生死攸关的艰难岁月，才能触摸到这种评价的弥足珍贵和千钧之重。

一

历史回溯到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然而，此时此刻，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红军能否轻吁一口气，感到胜利在望了呢？

让我们进一步撩开历史的面纱，深度探析一下当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首先，追兵紧逼，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三师、第六师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如影随形，近在咫尺，大战一触即发；其次，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北上南下之争尚在紧张持续。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桌木碉另立“中央”的讯息业已传来，中央震惊，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浓云密布，前途濒临绝境；再次，执掌陕甘苏区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是徐海东，他是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领导红四方面军时的老部下。徐海东与红四方面军有无联系，是否已经知道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等等，徐海东对中央红军的态度更是成为时刻萦绕在中央首长心头的重重疑云。若干年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只有这位老朋友才敢向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您这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长征中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可见，刚刚从生死攸关的万里长征跨进吴起镇的那一刻起，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中央红军，面临的局势和困境绝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

这时候，一封探听陕北革命根据地斗争情况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信显得异常重要。10月底，中央派人给陕北红军送来《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

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久日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又听到你们会合后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喜欢。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队伍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部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

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毛泽东、彭德怀的这封信无疑给红十五军团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惊喜，当然更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曾经豪言“就是我们3000多人都牺牲，也要到党中央身旁去”的徐海东兴奋极了，他把渴望见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首长的喜悦之情化作实际行动，“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当时，红十五军团正包围洛川、中部（今黄陵）、鄜县（今富县）、甘泉以西的张村驿、羊泉塬、东村等地民团据点，在徐海东等军团领导的鼓舞下，“打开张村驿，迎接毛主席”等激动人心的口号传遍全军。

1935年11月6日，在完全了解到红十五军团的真实情况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来到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了陕北革命形势和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的情况，毛泽东给予徐海东极高的评价。当天下午，瑞雪纷飞，两军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大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他说：“……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最后，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说，今后，我们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会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建制，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两个军团，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两军合编后，中央红军的兵力由7000多人迅速增加了一倍。

如果说毛泽东给徐海东等的第一封信解除了内顾之忧，充分认识到了陕北军民对党中央的拥护和赤诚之心，并迅速实现了会师，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那么，毛泽东给徐海东的第二封信则多少带有一点儿传奇色彩。正是从这封信中，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徐海东忠诚于民、忠诚于党、忠诚于党中央的碧血丹心。从此，这位足智多谋、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成为毛泽东一向信任有加、赞誉颇丰的爱将。

毛泽东给徐海东的第二封信，是向他借钱解决中央红军过冬难题。那是1935年12月初，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时任中央军委采办处主任杨至诚向毛泽东汇报，天气寒冷，军委和红一军团官兵冬装没有着落，急需一笔钱解决燃眉之急。毛泽东踌躇一会儿问需要多少钱，杨至诚答至少2500大洋。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一下，决定亲自写信找徐海东借。信是这样写的：“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大洋。”信的署名毛泽东。

当天下午，杨至诚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找到徐海东。看到这张借条，徐海东深责自己考虑问题疏忽，竟没想到中央红军万里跋涉、初来乍到生活困难问题。他向杨至诚表示歉意后，第一时间把军团供给部长查国祯找来，问明红十五军团还剩7000块大洋，当即决定留下2000块，把5000块送给中央。现场的杨至诚感动地落下了泪。

关于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的记载有多个版本。著名学者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一书中这样写的：“毛泽东内心确实没有把握，他试探地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上讲了中央红军的极度困难，向红二十五军借1000大洋。当然，这封借钱信，一方面是中央红军确实需要帮助，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试探。”“徐海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没有考虑，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同时复信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到5000大洋和徐海东的复信后，一块儿落泪……”

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有1000、2000、2500块大洋三种不同的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徐海东毫不犹豫给中央红军送去了5000块大洋。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这5000大洋原本的意义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它再次体现了徐海东对于中国革命、对于党中央和对于毛泽东的无比忠诚。正是徐海东的这份忠诚，和他领导的这支千锤百炼、彪悍威猛的虎贲劲旅，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陷入双重危难的至暗时刻，坚定了他在解决剑拔弩张的党内纷争和面对强敌压境时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从此，毛泽东以他无与伦比的政治和军事雄才，纵横捭阖，睥睨天下，很快赢得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巧妙地解决了党内斗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中国革命自此转危为安。

二

1935年11月至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在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与红一军团一道，共同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这四场战役，不仅成就了徐海东和他领导的红十五军团的最辉煌时光，而且每个战役在中国工农红军战史甚至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

直罗镇大婕是全国革命大本营的奠基礼。战斗发生在1935年11月21日，地点在陕西省富县直罗镇。作战对象是东北军的第五十七军和第六十七军，是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的老对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前，徐海东把东北军的装备、战斗、作战特点向战役指挥部作了详细报告。战斗中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担任进攻主力，战役历时4天，毙伤敌第五十七军一0九师师长牛元峰及其以下1000余人，俘敌5367人。毛泽东高度评价这场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直罗镇一仗，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和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后，为贯彻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发展红军和苏区，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北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红军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为第一梯队，第七十八师为第二梯队，第八十二师调归军委直接指挥。红十五军团受领任务后，在延川安驿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东征战役从1936年1月20日至5月5日，历时75天，在毛泽东、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及阎锡山军队7个团，俘4000余人。战役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4个旅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红军压力减轻，根据地得以恢复和巩固。东征期间，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银元，在山西省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东征是毛泽东娴熟运用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战略战术的神来之笔。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东出华北进行抗日的战略通道，和打击阎锡山卖国求荣的反动势力。战役以主动进攻的运动战从两个方向挺进阎锡山的战略纵深，打乱了蒋介石在陕北“围剿”红军的部署，调动了敌人向山西大规模投送兵力。当大量敌人向山西集结完毕时，红军则神出鬼没地回到了陕北。东征还迅速壮大了红军队伍，由出师前的1.4万余人，发展到了2万余人，战略物资得到了极大补充，陕甘根据地迅猛发展并得以巩固。

1936年5月8日至9日，东征回师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延长大相寺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中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甘肃是必由之路”的提议，作出了中央红军西征的决定。会议认为，西征战略目标一是向西发展，努力创造和扩大新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二是创造条件，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早日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三是消灭马鸿逵、马鸿宾部占领宁夏，打通外蒙和苏联的联系，以便接受苏联的军事和物资援助。

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出师西征。西征历时2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军7个营，俘2000余人，占领城镇10余座，给马鸿宾、马鸿逵等部以沉重打击，在盐池、豫旺、同心、海原开辟了纵横数百里的新根据地，扩大了部队，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抗日，争取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完成了西征的预期目标。

1936年8月底，红二、四方面军胜利进入甘南渭原、陇西地区。为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电令红十五军团南进会宁地区。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从黑城镇出发，经海原进占打拉池、郭城驿。10月2日，军团骑兵团袭占会宁县城，歼守敌保安团1个营和1个保安队，俘敌300余人。至此，红十五军团控制了豫旺、同心城、海原、打拉池、郭城驿、会宁地区，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10月7日，军团第七十三师和骑兵团在会宁县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

有趣的是，在会宁张国焘见到了徐海东。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统《北上》一书记述，张国焘与徐海东“谈了好几天，详细了解中央到陕北的情况。”张国焘和他的老部下“谈了好几天”，内容绝不仅仅限于中央在“陕北的情况”。此时的张国焘仍然紧攥着红四方面军的军权，而红四方面军的规模也足以胜过红一、红二方面军的总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张、徐二人的交谈，至少断掉了张国焘内心深处的最后一丝邪念，使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再无悬念。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一带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此时，蒋介石如坐针毡，罔顾中共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迅速纠集胡宗南等中央军、东北军计5个军的兵力，趁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立足未稳之际加以“剿灭”。蒋亲临西安督战。

11月中旬，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恃强骄横，孤军冒进，分三路向豫旺地区进攻。中革军委指示，红军主力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一仗”。11月20日，敌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21日，在彭德怀等的指挥下，事先埋伏的红一、红十五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以及担任策应的红二方面军、红二十八军等突然将敌四面包围，发起猛烈进攻。经一昼夜激战，将敌第七十八师全部歼灭。受此重挫，敌多路军队被迫回撤，整个进攻被粉碎。

山城堡战役共和国将星云集。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还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聂荣臻6位元帅，徐海东等4位大将，29位上将，几乎一半以上的中将、少将参战。在共和国战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役能有如此多的将星闪耀。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一场决战，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揭开震惊中外西安事变序幕的决定性一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临潼华清池扣留坐阵督战的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通蒋抗日。一时间全国朝野震动，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擅自举兵讨伐西安，以图置蒋介石于死地，谋取大位。派刘峙等率大军进占潼关，西安岌岌可危。张、杨二将军紧急约见前来调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商量御敌之策，张、杨一致要求周恩来调派徐海东率部与东北军、西北军一起保卫西安。12月中旬，徐海东率部南下商县，抵近潼关，敌先头部队见是“徐老虎”领兵前来，退20公里扎寨，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未敢再向前一步。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时，曾采访过徐海东和他的红十五军团，历时5天。在斯诺眼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再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很少有人比他更加神秘的了。”的确，在那时，徐海东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威望，以及在敌人心目中“闻风丧胆，望风而逃”的威名，都无一不被证实，他的革命资历、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在红军时期都鲜有人可比。以致在18年后中央授衔时，徐海东只参加过3年抗战，没有参加解放战争，并向中央提出不授衔时，毛泽东指示：“徐海东不但要评大将，而且大将里面要排第二。”这是一代伟人对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人最好的褒奖。

三

全面评价徐海东和他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十五军团的革命功绩，还必须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英勇斗争和红二十五军的铁血长征谈起。

徐海东建功立业，威震敌胆，主要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作为红二十五军和红十五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的名字在大别山区、秦岭脚下、黄土高原等地家喻户晓，其名如雷贯耳，其事震古烁今。

徐海东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又参加过中共领导的鄂豫皖黄麻起义，并逐渐成长为鄂豫皖苏区的著名军事领导人。在鄂豫皖这块红色热土上，徐海东不怕苦，不怕死，英勇奋战，叱咤风云，“徐老虎”的威名让敌人闻之胆寒。

1932年8月，徐海东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0月，徐海东率部在英山地区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与总部失去联系。他处变不惊，带领红二十七师1个团顽强奋战，又同皖西部分地方武装会合，担任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当时，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徐海东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动不摇！”之后，他率部在敌人的多重“围剿”中，左冲右突，经1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突破重围。但徐海东却因为操劳过度，一头倒在地上昏睡过去，长达两天一夜。醒来时，他只觉得胸口发闷，紧接着吐出大口鲜血。警卫员见状大声惊叫，徐海东不让出声，十分冷静。

1933年夏，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的徐海东，在七里坪战役中，有一次面对战斗最危机的时刻，他穿着短裤，赤膊上阵，挥舞大刀向敌群冲去。战士们见状，斗志倍增，一齐向敌人杀去。最终，红军2个团和特务营奋勇冲杀，击垮敌人1个旅，俘敌近500名。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召开会议，奉中共中央指示，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会上，身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主动让贤，推举来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当过师长的程子华担任军长，他改任副军长。

1934年12月10日，在陕南庾家河激战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身负重伤。徐海东躺在担架上四天四夜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时刻挂记战局战事。葛牌镇战斗打响后，当听说战局不利，情况危殆时，他奋不顾身，让4个战士将自己扶起，冒雨爬上山坡军部指挥所，和政治委员吴焕先一道，指挥部队打垮了敌人，挽救了危局。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越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在西安附近转战时，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当即在代理书记、军政委吴焕先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在行军中徐海东多次教育官兵说，我们西征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北上，对革命有重大意义。为了党中央，为了中央红军北上，即使我们这3000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9月初，吴焕先壮烈牺牲后，鄂豫陕省委在陕北豹子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陕北永坪，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军团参谋长。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央红军之向导，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红二十五军是在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进行战略转移的。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鄂豫皖省委毅然率部离开根据地，孤军远征，实现了对中央红军的战略配合。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后，由于偶然获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独立自主、坚决果断地做出西征甘肃策应中央红军并北上陕北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北上行动。毛泽东多次称赞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时“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既是对徐海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红二十五孤军北上、勇作先锋的高度评价。

二、极大地增强了陕北苏区的革命力量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领导发展起来、土地革命时期唯一保留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当时，刘志丹为西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下辖有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各1个师，总兵力2000多人。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全军总人数7000人左右。红十五军团组建时，陕甘苏区正积极准备应对敌人正在实施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徐海东担任军团长后，充分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短短1个多月时间里，接连取得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巨大胜利，两战毙伤敌1300余人，俘敌5500余人，缴获枪炮弹药、军需物资不计其数。不仅震慑敌胆，力挽狂澜，而且使红十五军团里的陕北红军第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军事装备焕然一新。两大战役更是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开辟了坚实的落脚点。

三、沿途播撒了革命火种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时，留下红八十二师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在省委常委高敬亭的率领下，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重建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区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壮大了革命力量，使大别山革命红旗不倒、烈火不熄。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陕苏区时，留在根据地的郑位三、陈先瑞等率领部分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组建红七十四师，坚持游击战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1937年1月在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奉命继续留在陕南。8月，遵照中央军委“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陆军第一一五师”的改编命令，红七十四师编入第一一五师留守处。10月，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担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平均年龄最小的一支部队，素有“童子军”称号。长征开始时，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战士年龄多在13至18岁，十二、三岁的“娃娃兵”多达数百人。就是这些“红小鬼”，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淬炼，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方面人才。仅1955年中央授衔的少将以上将军多达97名，可谓“百将之军”。徐海东、刘震、韩先楚、陈先瑞、王诚汉、刘华清等一大批从红二十五军走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