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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中心区 ——“左”倾军事路线迭遭重挫

发布日期:2024-05-17   /    阅读:523

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七里坪兵败,红二十五军折损过半,不得不移师光山、麻城、商城交界处,筹措粮秣,稍作休整。鉴于部队减员太大,省委决定对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撤销第七十三师番号,将该师第二一七团、二一八团分别编入第七十五师、七十四师。整编后红二十五军新辖第七十四、七十五师,共6个团,约6000人。

久战沙场,疲惫已极的红二十五军,迫切需要哪怕是一丁点儿时间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但敌人怎会给他们喘息之机?

1935年5月初,还在红二十五军七里坪战酣之际,蒋介石看准时机,任命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对苏区疯狂掀起第五次“围剿”高潮。6月5日,刘镇华将总司令部设在河南潢川县城,把鄂豫皖苏区以潢(川)麻(城)为界,划东、西两区,调整部署,增筑碉堡,运集粮弹,编练民团,“围剿”行动紧锣密鼓。

这次“围剿”,敌人调集了14个师又4个独立旅,计82个团。其中以8个师又4个旅共53个团的兵力,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进攻潢麻公路以西的鄂东地区,目标首先消灭红二十五军主力,摧毁鄂东北苏区。随后,转移兵力“围剿”潢麻公路以东地区,再摧毁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面对来势汹汹、实力强大的国民党军,中共鄂豫皖省委再次乐观估计了形势,固执地认为“现在由于大举反攻的结果,中心苏区已有了相当的巩固”,“鄂豫皖所处的是非常有利的客观形势”。这种认识正好与“左”倾临时中央带来的《给鄂豫皖苏区党委的信》不谋而合。信中明确提出“摆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抓住目前的胜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以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彻底消灭这一苏区内部敌人,将这一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失去的主要阵地......”为贯彻中央这一精神,7月1日至2日,省委在今新县以南的太平寨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在苏区内大大建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还要大大动员使用刀矛等原始武器对外。”从而确定了以单纯军事防御为主的阵地战来保卫根据地中心区的军事作战方针。

我们无法臆测大革命早期来自中共上层的革命家们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但像沈泽民那样从苏联回国,思想上已经深深烙下十月革命印记的革命家,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苏俄革命模式的影响,在革命发展的阶段上片面追求急进的方式,而忽视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这种思维逻辑,现在看来是能够给予理解的。但是正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所处阶段和进程的认识不同、处理方式不同,在瞬息万变的烽火年代里,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带来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其教训深痛、刻骨铭心。

很快,坚持单纯被动防御的阵地保卫战,在缺乏充足的物资储备、兵力补充、后方支撑的情况下,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失败的苦果再次让红二十五军苦涩咽下。

1933年7月10日,根据省委太平寨会议精神,红二十五军转战麻城福田河一带,与红八十二师会合,紧急筹措粮食,准备迎击敌人的大举进攻。11日在福田河西南黄土岗地区,与前来袭扰的敌五十四师一六二旅的号称“钢三团”、“铁四团”遭遇。红二十五军和八十二师奋力将敌全部击溃,歼其一部,毙敌旅长郭子权。战后,红八十二师折返皖西北。

7月17日,敌人第五次“围剿”疯狂登场,总司令刘镇华坐镇新集(今新县),指挥各路人马向鄂东北苏区发动猛烈攻势:第三十二师从光山徒山河向南,第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从新集亦向南齐头并进,第三十师从麻城谢店向北,第五十四师从麻城骑龙寺、福田河一线向西,以郭家河、檀树岗一带为主要目标,实行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消灭红二十五军,抢占光山、黄安边界的根据地中心区。

18日,敌第六十五师占领光山南部双山门,逼近省委驻地太平寨。19日,敌第三十二师进占郭家河,第六十四师侵入观音寨。20日,红二十五军挥师太平寨,与敌第六十五师对峙于双山门西南之王家塆。21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在王家塆以南的陵碑石向第六十五师一九五旅发动猛烈功袭,经激战毙伤敌700余人,并伤其旅长马祺臻,但敌人依据牢固堡垒坚守待援,红军久攻不克,伤亡500余人。22日,敌第三十师攻占黄安长冲,进攻檀树岗,红二十五军闻讯紧急南下,抢占光宇山,向敌第三师发动猛攻,杀伤敌400余名,但无法将来犯之敌击退。红军连日奔袭,疲劳作战,加之粮食断绝,不利再战,只好向麻城董家畈一带转移。

转移途中,红军四处筹粮不济,露宿山林,饥饿难当,偶得树皮草叶充饥,又消化不良,遂疾病日增。在此急难时刻,省委仍坚持既定方针政策,提出“与土地共存亡”。于是红二十五军只得再回到中心区,辗转活动于光宇山、杨真山、紫云山、鹅公山等深山老林。食宿无定,又接连遭遇暴雨浸袭,全军上下,疾病交加,病、饿死致红军减员剧增,战力消弱至极。

8月18日,在占领绝大部分根据地中心区后,刘镇华决定向困守在大山中的红二十五军展开“围剿”。以第五十四、三十二、三十、十三等4个师的兵力向山区进行分进合围。当日,敌第五十四师进攻光宇山,与红二十五军短兵相接,红军且战且退,在光宇山、杨真山、紫云山与敌周旋。由于受到多路敌人围攻,红军决定向太平寨转移。8月22日上午10点,当红军途经大小斛山时,与敌搜山的第十三师两个团遭遇,激战至下午3时,敌第十三师驻守七里坪的1个团赶来增援,向红军侧后攻击。红二十五军腹背受敌,情势危急,但将士们奋勇杀敌,击退敌人10余次冲锋,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终因饥饿疲乏,体力无支,战至黄昏,匆忙撤出战斗,向太平寨方向退却。至此,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

当红二十五军主力退至太平寨,敌人围追堵截仍然如影随形,红军不得不继续转战。8月31日,部队进至商城南部的长竹园附近筹措粮食,遭河南省保安团第五团团长顾敬之所部截击,损失惨重。此时,红二十五军再盘点人数,因战因病因饥饿减员1500人,部队士气低落,困顿不堪。在此情况之下,省委才被迫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休整。

皖西北根据地中心区保卫战帷幕开启。

不能不说,当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硝云弹雨、刀光剑影之时,皖西北广大军民在敌主力西向、无暇东顾之际,获得了一个较好的将养机遇期。此时,在皖西北道委的领导下,红八十二师和游击第一、二、三师等地方武装一起,采取游击战的正确方针,积极配合和策应鄂东北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有力地巩固了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3年8月中旬,从鄂东北返回的红八十二师获悉,敌第十二师两个营押运一个师的给养要从史河下游经过。中共皖西北道委决定截下这批物资。8月17日,道委组织红八十二师和各路游击师在史河边的上磊子设伏。中午时分,当押运物资及2个营的士兵进入伏击圈时,红军将士冲出阵地向敌人猛扑,战至傍晚,敌仍负隅顽抗。晚上,在红八十二师师长刘德利的指挥下,红军连夜突袭敌军,歼灭1个营,余皆逃散,缴获大米140余万斤及大批物资。之后,红军又在多地小规模截击敌运输队,获得大批衣物、被服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形成了以汤家汇、南溪、双河山等重要集镇为中心、方圆百余里的根据地中心区。区内地方党组织健全,部队武器弹药、粮食、衣物等比较充足,群众革命热情稳定高涨。

9月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南溪,受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部队进行了难得的短暂休整。

红二十五军转移至皖西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刘镇华的耳里,他迅速把前线指挥部从新集东移到沙窝镇,调兵遣将、踌躇满志要把红军全部消灭在皖西北地区。9月10日,在刘镇华的精心布局下,敌第四十五、七十五师由北,第五十四、六十四师由西,第四十七师由南,第七、十二师由东,从四面向皖西北苏区张牙舞爪扑来,对中心区汤家汇、南溪、双河山形成合围之势。

此时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依然没有从沉痛的教训中警醒,继续将“左”倾中央的政策路线和“左”倾顽固思维一以贯之,在军事部署上继续奉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为主臬,要求利用防御战、阵地战痛击来犯之敌。

按照省委的指示,红二十五军将第七十四师分布在南溪东北的桃树岭一带,修筑工事,正面迎击敌人。9月13日,敌第四十五师一三三旅绕过桃树岭,首先向双河山发起进攻,意图占领南溪。红二十五军英勇拒敌,毙伤其300余人,敌人溃退。14日,敌第七十五师两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瓦屋基阵地疯狂袭来,直逼汤家汇。红二十五军紧急驰援,与红八十二师一道向敌主攻部队第七十五师二二四旅发动攻击,激战数日,将其击退。15日,敌第七十五师二二五旅由东向红军侧翼强攻,红军两面受敌,被迫退至汤家汇周围一带高地,利用有利地形予敌重创,击退其进攻。16日,敌第四十五师攻占双河山,红军再将主力东调,经剧烈厮杀,收复双河山。19日敌第七十五师闻红军主力东去,携2个团向汤家汇一带的红军阵地发动攻势,红军主力又撤出双河山,回师汤家汇,与坚守阵地的部队一起再次将敌人打退。

9月13日至20日,红二十五军与数十倍于我敌军在双河山、南溪、汤家汇地区展开正面激战。由于各个阵地兵力布置薄弱,红军不得不在3个阵地之间往返奔袭,分兵把守,疲惫之态尽显,而敌人以逸待劳,气焰日盛。23日,当红军主力集中在汤家汇一带阵地与敌第七十五师正面相持之时,敌第六十四师携势从西南向红军侧后迂回攻袭。面临两面夹击,红军只得撤出汤家汇,向南转移。红军主力南撤后,皖西北中心区相继沦陷,中心区保卫战失败。

1933年9月26日,省委书记沈泽民在今金寨县大埠口附近主持召开会议,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高敬亭、郭述申等与会。会议决定,鉴于红二十五军减员过多进行缩编,第七十四师由3个团缩至3个营,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分别编入二二四、二二五团,全军仅余3000人。会议认为,皖西北中心区陷落,敌主要兵力聚集于此,不利于继续开展革命斗争。而鄂东北之敌已陷空虚,有利于革命形势发展。会议决定,红八十二师留皖西北继续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

大埠口会议后,红二十五军冒雨翻山,向鄂东北进发。但返回的路并不顺利,刘镇华早已在潢(川)麻(城)公路沿线设下重重封锁线,获红二十五军动向后,加强了全线战备。10月2日凌晨,红军乘黑由黄土岗至四道河一带强行通过公路,遭到敌第三十一师强力阻击,沈泽民、吴焕先等率第七十五师大部、第七十四师一部2000余人突破封锁线,向西奔鄂东北而去,徐海东副军长等被敌人截断在路东,滞留在皖西北。

自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个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入更加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