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七里坪战役以来，由于一连串惨痛失败，红二十五军损兵折将，疲惫交加，士气低落。省委主要领导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中国革命还能继续坚持“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吗”？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还能照搬照抄到中国吗？省委书记沈泽民作为我党早期革命家，曾受党组织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资质聪慧，才华过人，加上几年来在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实践的淬炼，他终于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模式不能在中国生搬硬套。因此，必须克服急躁冒进的“速胜伦”思维方式，转变斗争方针，摒弃内线单纯防御、死守做法，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引起了他的深深思考。

一

1933年10月16日，沈泽民在黄安紫云寨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全面检查斗争方针，总结经验教训，作出指导今后斗争的政治决议和关于党、政、群等工作专题决议。会议由于受到敌人进攻而中断，原定议题尚未完成，只将转变斗争方针提到议事日程，作了初步研究，并指派省委委员成仿吾前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情况，接受中央指示。

10月下旬，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内线分兵活动中又连遭失败，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更加严峻。而与之同时，省委发现，与主力红军专注内线与敌人正面作战而节节败退相比，那些活动在外线与敌人斗争的非主力红军，却接连取得了不少规模较小的胜利，还获得了很好的补给。如红二十五军主力转移皖西北时留下的红二一九团，他们选择到敌人后方的外线陂孝北一带，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打击了敌人，联系了群众，解决了物资供应。活跃在罗山的独立第十六团和桃花以南地区的独立第十九团，他们兵力不多，由于活动在苏区的外线，也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群众中扎稳了根，补给也充裕。反观红二十五军主力坚持内线单纯防御，与敌拼消耗，折损惨重，缺衣缺食，疲弱至极。两种斗争方式，两种不同效果，对比鲜明，省委进一步认识到，转到外线活动天地广阔，大有希望。

此外，在黄安河口、仙居地区活动频繁的便衣队也引起了省委的重视。这些便衣队来自当地，熟悉情况，三五一群，活动目标小，不易察觉。他们携带短枪、刀矛等，利用夜间活动，联络群众，猎杀反动分子，袭扰敌人据点，白天各自回家，行动诡秘，效果很好。省委了解这一情况后，果断认为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方式”，决定“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神秘组织工作”。

革命斗争的实践再次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和“左”倾盲从思维方式的破产。沈泽民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一定在对革命理论作教条主义的贯彻实施中进行过很多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当他痛彻的认识到理论在实践中无法行得通时，他以革命家的气魄和担当开始重新思考革命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正视在盲从中央“左”倾军事方针中失败的教训，也大胆地承认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这种精神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襟怀坦白和忠诚无私。在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后，他通过调查研究，又在多次不同的会议上探讨和反省过去斗争失败的错误和深层原因，他知错必改。11月10日，在他预感到自己病情加重，很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决定抱病执笔，代表省委向中共中央撰写报告，认真检讨内线防御以来的错误和教训。

报告中说，“在郭家河、潘家河战斗胜利后，到现在根据地和红军出现的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是由于我们的路线差错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才使根据地和红军逐渐削弱到如此情形，但我们并不认为革命没有出路”。今后工作“只有依靠敌人占领区的群众的同情与援助，和这些区域内党与群众秘密组织，才能够在敌人‘坚壁清野’的政策下，红军和游击队仍然保持其积极活动。”报告中进一步提到了今后的斗争方针：要转变过去的军事斗争方针，及时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钳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主力红军要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去活动，在敌人后方袭扰和打击敌人，求得物资上的补充。同时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秘密工作点，以利开展白区的工作 ……

沈泽民写完报告后，于11月20日病逝于老君山东北的刘家湾。作为建党之初的50名资深党员之一，沈泽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质。他正视现实，认识错误，吸取教训，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他严于律己，联系群众，不怕牺牲，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沈泽民以病危之躯书写的《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鲜明地阐述了“转变过去的军事斗争方针，及时采取游击战的方式……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的军事思想，这在当时“左”倾错误还在全党占统治地位情况下无比珍贵，更在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危难关头确立了正确的军事斗争方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苏区。

二

1933年11月下旬，沈泽民病逝后，省委委员、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代理省委书记。按照中共鄂豫皖省委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他和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一起领导鄂东北广大军民，在天台山、老君山周边开展游击战争。

11月底，由于采取灵活性、流动性、主动性很强的游击战，红二十五军如鱼得水，选择了有针对性的几场小规模战斗，初步解决了补给短缺，在天台山和两高山地区恢复了两小块游击区域。这时，敌人为加强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从鄂东北调走了第十三师。抓住敌人调整部署的间隙，红军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战。12月4日，红军突袭宣化店，缴获部分粮食。随后向东转战杨泗寨、打油尖一带开展群众工作。11日，北上光山彭家大湾，截获敌第三十二师一批粮食，再经王家楼、龙王山等地返回天台山。12月下旬，再寻机北上，接连打下罗山定远店、周党畈和光山的南向店，消灭数股民团，击溃敌三十二师一部，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及物资。特别是周党畈一战，缴枪械140余支，获大批面粉、食盐。红军过冬急需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均得到了较好的补充。

与主力红军配合，游击区和敌占区的便衣队也大显神威。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鄂东北道委在罗山四区苏卡房专门举办便衣队训练班，制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便衣队由此规范并蓬勃兴盛。各地的县委、区委委员都成了便衣队的成员，他们潜入到敌占区发动群众，白天隐藏在插了“白旗”的群众家里，夜晚出来活动，反动民团和地方反动势力闻风丧胆。他们侦察敌情，递送情报，袭扰敌人，消灭小股民团，镇压反动分子，为红军筹集粮食、物资，宣传群众，安置伤病员，恢复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做的得心应手，风生水起。逐步兴起的便衣队迅速成为鄂东北地区群众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使党的活动和群众工作做的有声有色，鄂东北群众革命力量逐渐凝聚并壮大起来。

在斗争方针转变、斗争效果初现之际，中共鄂豫皖省委为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贯彻新的斗争方针，于1934年1月2日发布《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一0号》，向各级党组织明确提出：“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紧急任务，是抵御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为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而斗争。”要求“红军主力要有计划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扩大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地方武装和便衣队要到敌人侧后活动，以偷袭和夜袭的手段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发动群众，建立秘密工作。”

为响应省委号召，红二十五军迅即北上，开辟光山凌云寺及其以北地区的工作。1月上旬至15日，与罗山独立第十六团一起，数次打击长期盘踞该地区的反动民团易本应部，将其击败，使这个地区成为红军的游击区域。然而，至1月15日，当红二十五军在凌云寺以南仰天窝活动时，突然遭到敌第三十二、四十四师四个团的围攻。红军利用有利地形，英勇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为不与敌拼实力，黄昏后突围转移。但这次敌人死磕上了红军，紧紧咬住不放，在老君山以南至宣化店附近，始终与红军缠斗，红军陷入苦战。21日，红军转入仰天窝以北，再次遭遇敌四个团的合围，在打退敌人的几次进攻后，敌人开始放火烧山。在危急关头，吴焕先率领一个排，抢占洪家河北岸高地吸引敌人，打退敌人多次凶猛攻击，掩护主力分散突围。最后，吴焕先带手枪团和交通队数十人突出敌人重围。

鉴于敌人主力集中在仰天窝一带，吴焕先决定率领红军穿插到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罗山与孝感毗邻地区活动。23日攻入铁铺，24日攻取三里城、大新店，25日占领双桥镇。3天袭占4镇，缴获许多粮食、物资。紧接着，红二十五军在光山、罗山两县南部，西起三里城、五里店，东至浒湾、泼陂河之间，与敌周旋，先后打开浒湾、杨家店、周党畈等处民团据点，袭击南向店、晏家河，歼敌易本应部3个中队，在砖桥以南端掉敌第四十四师及骑兵第二旅各一个连。2月底，获悉敌第三十二师1个连正护送军需物资，红军在浒湾附近密林中设伏，全歼这个连，获轻机枪4挺，步枪百余支和一批弹药。

从1933年11月下旬至1934年3、4月，红二十五军一改过去冒险进攻和内线防御作战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从内线转战外线，又从外线转战内线。在地方武装、便衣队的大力配合下，避敌之实，击敌之虚，有力的开展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鄂东北恢复和开创了数块游击根据地，使部队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弹药、装备有了良好补充，军民同仇敌慨，革命热情焕发。经过这段时间的顽强斗争，红二十五军游击战遍结果实，地方武装发展到3个独立团、2个游击大队，便衣队神出鬼没，遍布各地，发展到7个大队。 

三

同一时期，皖西北军民也在反“围剿”斗争中不畏强暴，稳扎稳打，转战袭敌，连战皆捷，威震敌胆。

1933年10月2日，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回师鄂东北，在强行穿越潢麻公路时，徐海东所率后卫部队1000余人被敌人阻断，不得不滞留皖西北地区。但他们很快找到中共皖西北道委，与红八十二师会合。11日，皖西北道委在南溪吕家大院召开会议，面对当前严酷形势，决定将徐海东所部编为第八十四师，与第八十二师共同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辖第八十二师、八十四师。八十二师师长刘德利，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全军2300余人。会议制定了军事斗争方针：游击作战，寻机歼敌。会议还决定，红八十二师在赤南苏区开展斗争，红八十四师北上赤城苏区熊家河一带活动，两师互为犄角，密切配合。

首战告捷，军心大振。10月下旬，敌第十二、四十五师和独立第四十旅各一部合围熊家河。在徐海东的带领下，红八十四师连夜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远奔湖北罗田。10月底，该师神不知鬼不觉北返熊家河。11月初在石门口与敌独立第四十旅相遇，敌我双方力量相当，徐海东当即决定吃掉这支敌军，指挥红八十四师和第二路游击师向敌人发动闪电攻击。敌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此战歼敌一个团，俘敌1000余人，缴枪支800多，迫击炮3门，大衣700余件。这是七里坪战败以来红军首次大捷，军民斗争情绪迅速提振。

11月下旬，红八十二师在赤南苏区转战1个多月后北上熊家河，与红八十四师会合。两师会合后，得悉固始南部敌兵力薄弱，红二十八军便以熊家河地区为依托，开进固始南部伺机歼敌。12月中旬，红军连续奔袭吴桥、段集、黎家集，三战歼民团500余人，缴棉布600余匹，棉花1000多公斤。

1934年1月，红二十八军反复深入固始境内打击敌人，缴获粮食和武器弹药。1月10日上午，在苏仙石、皂靴河附近截获敌四十五师大批军用物资。下午，敌以2个团的兵力赶来增援，企图夺回被截物资。红军在皂靴河东北高家畈等地设伏，给敌以迎头痛击，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中旬，相继攻袭段集、武庙集、顺河店、陈集等。22日，再袭黎家集，全歼民团1个中队。月底，南下六安大小马店一带，歼敌保安团4个连，俘敌300余名，缴敌大米100余石。

古碑冲战斗。3月初，敌集中第六十四、六十五师及第四十五师2个旅，兵分四路向熊家河气势汹汹扑来，意图全歼红军。红二十八军占据有利阵地，与敌苦战1天，黄昏后突围至金家寨东南的古碑冲。3月10日，敌独立第五旅1个团和立煌（今金寨）民团前来进攻。徐海东见敌力量不强，决定给予痛击。当敌人进入红军布置好的阵地，发现不妙，即掉头鼠窜，红军一顿追击，毙敌50余人，伤敌旅长郑廷珍和县长易智周以下百余人，俘62人，缴迫击炮一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00余支，子弹2万余发，手榴弹100余枚。

葛藤山反击战。古碑冲战斗后，红二十八军即取道葛藤山休整，3月12日进抵葛藤山休息。为防备驻南溪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一六一旅2个团和驻汤家汇第七十五师一个旅的袭击，徐海东决定以红八十四师第一营占领葛藤山东南山脊，警戒南溪方向；以红八十二师第三营占领火炮岭以北公路两侧高地，警戒汤家汇方向。不出所料，敌第一六一旅果然自南溪倾巢出动向红八十四师第一营阵地进攻。红八十四师第一营坚守阵地阻击，第二、三营隐蔽集结于葛藤山待机。同时以红八十二师第一、二营向葛藤山西南佯动，将第一六一旅诱至簸石沟一带，尔后留下1个排以猛烈炮火吸引敌人，主力迅速隐蔽撤回葛藤山。当敌人以主力向簸石沟猛扑时，徐海东率两师主力和军直属队2个连沿葛藤山东南坡迂回到一六一旅主力侧后，突然发动攻击。经1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一六一旅溃散落败，死伤1000余人，敌第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兼旅长刘书春及其以下130余人被俘，缴获武器弹药无数。

葛藤山反击战是红军第五次“围剿”斗争的一个大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争意志，配合了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地区的反“围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