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姣 艳
（信阳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教研室）
摘要：红二十五军是除了三大主力红军之外唯一参加了长征并率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经过长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历史特点：有计划、有准备的战略转移；以军的建制参加长征，人数最少，平均年龄最小，行动灵活，且经过长征队伍人数增加，战斗力增强；长征中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因为长征，红二十五军由孤军成为先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率先到达陕北，成为北上先锋；主动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传播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战略行动促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将大别山精神与长征精神紧密结合。
关键词：红二十五军；长征；历史特点；独特贡献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指出：“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历时10个月，在豫陕甘宁四省行动近万里。因为长征，红二十五军由孤军成为先锋，形成了凝结着伟大长征精神和大别山精神的独有历史特点，为三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决策与转移
红二十五军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之后，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的一支红色武装。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极其艰难的战斗岁月里，坚持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时间长达两年之久，使武装斗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大别山区。
由于土地革命时期敌人过于强大和碉堡封锁，加之根据地长期受到“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影响，鄂豫皖省委错误估计了斗争形势，导致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即使后期开始转变斗争方针，“红军的确是加强了，曾经取得了几次胜利，游击战争在老苏区和边区都得到很多的成绩和胜利，老苏区和边区的群众工作是有了相当普遍的建立”，并且开辟了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块根据地，恢复了一些地方革命组织，打破了敌军的“围剿”计划，但是“我们的队伍并未得到扩大，创造新苏区的工作只有一时的初步成绩”①，没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敌众我寡、处境艰难的被动局面。
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带着大别山人民的殷殷期望，红二十五军迈着坚定的步伐，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桐柏山，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打垮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跃进伏牛山，传播党的思想主张；歼敌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抓住时机实施游击战和运动战，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扩大战果并逐步发展壮大；通观全局分析形势，积极主动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极大地牵制敌人进攻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率先到达陕北，胜利完成了长征，为三军会师陕北奠定了基础。
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特点
红二十五军是除了三大主力红军之外唯一参加了长征并率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它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带着大别山区人民的嘱托，沿途传播了大别山精神，完成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壮举，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历史特点。
（一）有计划、有准备的战略转移
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实施战略转移，并非仓促之举，而是一次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鄂豫皖省委从开始酝酿到最终实施转移，经过了反复的分析和研究，且在下决心转移之后，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些也为之后跳出困境，摆脱强敌，及时、顺利转移以及关键时刻的战斗作了军事上、思想上、政策上、物质上和争取群众方面的铺垫和准备。
作为亲身经历红二十五军这一历史性转变的程子华和刘华清，在《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背景的回忆》这篇文章中，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形势和省委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问题的认识经过，指出“红二十五军迈出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不是仓促决定的。为了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中共鄂豫皖省委从开始酝酿到定下决心，前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省委最早受到战略转移的启发，是1934年3月中旬接到中央转发的“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提出的《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②，《建议》提出红二十五军应当实行战略退却，从罗山地区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由于根据地的情形已有所不同，而且桐柏、应山、随县等地在平汉铁路之西，过去较为困难，而且距离原区域较远，避免出现转移不成功出现既损失兵力又丢了老根据地的局面，决定暂时不离开，依托老根据地发展新区，牵制敌人兵力，以图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此后半年的时间，鄂豫皖省委带领红军着手进行恢复和开辟根据地的斗争，在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中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也积累了部队建设的宝贵经验，为之后的战略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依据。
1.军事上补充兵力、整编部队，以适应无根据地作依托的快速行军需要。战略转移之前，敌军集结在鄂东北地区的兵力达到四十多个团，为了增强战斗力，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补充了兵力，将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和道委机关干部吸收进来，并撤销部队师一级建制，由军部直辖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等三个团和一个手枪团，原师职干部改为团职干部，以求在转移的过程中能够高度机动，而不消极避战。省委还给没有参加花山寨会议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写信，告知由他留下统一领导和指挥鄂豫皖的党政军民工作，以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妥善安置了不能随军转移的伤病员。
2.思想上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坚定信心。虽然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大多经历过土地革命斗争的锻炼，有着高度的革命斗争觉悟和坚定的政治信仰，但如何让他们接受即将离开大别山的事实，又不至于过早泄露部队的战略意图，省委颇费一番心思。“先是在干部和党内对战略转移进行解释，提高认识，说明我们的行动完全是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不是退却逃跑。我们的任务是要发展新苏区，恢复老苏区。为了不过早地泄露行动秘密，对部队战士在动员时，只说这次行动要准备‘打远游击’暗示红二十五军要进行战略转移。”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虽然准备时间只有短短几天，但部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和宣传优势，面向指战员讲清形势和战略任务，动员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和深入。
3.政治上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将民族大义摆在首位。出发时，省委向外公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④，把这次战略转移行动与深重的民族危机联系起来，宣示党的主张是抗日救国，号召同胞们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并规定沿途不打土豪，不分土地，不进地主围寨，所需粮草一律购买等政策。军政治部专门组织宣传队刻印传单，书写标语，以鼓舞士气。此外，具有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的省委秘书长郑位三还亲自给战士们上政治课，鼓励他们要始终对革命抱有信心。
4.物质上为了适应快速行军的需要，部队实行轻装，减少不必要的马匹和挑担等辎重，出发的人，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
经过几天时间的准备，终于将半年的酝酿转化为现实，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从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了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艰苦斗争。
（二）以军的建制参加长征，人数最少，平均年龄最小，行动灵活，且经过长征队伍人数增加，战斗力增强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两年的时间里，迫于国民党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重兵“围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为革命保留可以燎原的火种，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先后从江西瑞金和于都、河南何家冲、四川苍溪、湖南桑植地区出发实行战略转移。据资料统计，出发时红一方面军5个军团和两个军委纵队共计86859人⑤，红二方面军两个军团共计1.7万余人，红四方面军5个军和4个独立师共计8万余人，红二十五军4个团和直属队共计2980余人。红二十五军是这四支长征队伍中人数最少的部队，不足三千人的军队面对二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却率先到达陕北，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扎根陕北奠定了基础，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既包含惊心动魄的军事力量搏斗，也有极端恶劣自然环境的生死挑战和疾病饥寒的严峻考验。在这种种复杂的情况下，减员无疑是红军必须面对的事实。作为主力红军的第一、二、四方面军来讲，敌人重兵“围剿”，行军路程较远，时间较久，雪山草地拦路，加之“左”倾路线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减员，甚至损失严重。而红二十五军虽然人数少，却十分精干，能征善战，即使是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战斗化，能走能打，能攻能守，能进能退，全军上下步调一致，随时能够投入战斗，保持良好的战斗姿态。最为重要的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武器装备好，弹药充足，“扩红”比较有保障。因此，经过10个月的艰苦战斗，到达陕北时人数增加到3400余人，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红二十五军以“儿童军”和“娃娃军”著称。红二十五军重建时，鄂豫皖根据地岁数大一点的青年多已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再参军的只能是更年轻的人。长征时，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都不超过30岁，副军长徐海东也不过34岁，军内各团、营、连的领导也都是些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刘华清在《长征入陕》一文中提到：“我们这支人数不足3000，战斗员年龄多在13—18岁之间的娃娃军”。就是这样一支“娃娃军”，经受战斗和行军的挑战，历尽磨难到达陕北，成为英勇善战的强军劲旅。
（三）长征中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李先念在一次谈长征历史时说：“几支长征红军队伍，各有创造。红25军除了最先到达陕北外，她在长征中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创造了一块连结10多个县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是在全国各根据地几乎完全丢失的情况下创建的，还组建了红74师，实在是个奇迹”。
长征时期，三支主力红军在漫漫征途中都有过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想法和尝试，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没有能够实现。而红二十五军在近万里的战略转移中，有过两次战略转移目标的转换，放弃了花山寨会议决议中确定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初步目标，又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在陕西南部山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主要原因有：地形有利，便于红军作战和防御；利用了军阀之间的矛盾，抓住了重要时机；群众工作容易展开；有获得物资的可能性等几个方面。
说鄂豫陕根据地是长征中创建的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主要依据是1979年6月24日民政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免征革命老根据地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问题的通知》（民发[1979]30号、(79)财税85号），其中在第一条中就明确了划定革命老根据地的标准。针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的划定标准是：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运动，主要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半年以上时间的。在确定创建鄂豫陕边新的根据地的庾家河会议之后，红二十五军以军事斗争为先导，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人口将近50万的苏维埃政权。从1934年12月10日庾家河会议开始，到1935年7月16日离开根据地，红军在鄂豫陕边区坚持斗争七个多月，符合“半年以上”的时间要求。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时，还留下了干部和战士600余人，组建了红七十四师和鄂豫陕特委，在郑位三、陈先瑞的领导下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打破了敌人的三次围攻，也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独特贡献
两年的时间里，参加长征的四支队伍在国民党军阀势力的围追堵截中艰苦行军，他们相互配合、战略互动，在各自的征途中一次次创造奇迹，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的时间晚于中央红军，也是长征中行军时间和距离最短的部队，但其英勇善战，几经挫折最先到达陕北，为主力红军完成长征点亮了灯塔，创造了条件。李先念给予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一页”。
（一）率先到达陕北，成为北上先锋
1.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中央红军在离开江西西征之前，曾指示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的率领下向西突围，“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⑥。仓促准备之后，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离开湘赣苏区，奔向并不知道具体位置的预定目标。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实则交给红六军团的任务是为中央红军寻找落脚点探一条路出来。由此可见，长征初期中央红军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以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打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并没有打算走出去很远，更不会想到最终的落脚点会放到中国的西北。在中央红军通过敌军第一道封锁线之后，毛泽东的计划里就有了“停止向西，由城口折向北，挺进井冈山西麓”的打算，只是他还没有取得军事指挥权，建议没有人理会。但这也恰恰说明中央红军的军事路线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先后有八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洪江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⑦最后一次设想源于在哈达铺中央政治局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得的消息，即天津《大公报》报道的阎锡山、高桂滋的讲话，以及社论《论陕乱》，在这些“精神食粮”中透露出陕北赤化和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的重要信息。在此信息基础上，毛泽东明确了要将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苏区，并逐渐走出了草地上张国焘分裂行为所带来的阴霾，看到革命取得胜利的曙光和希望，他于1937年2月，对《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讲：“徐海东部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高度评价了红二十五军率先到达陕北的导向性历史贡献。1988年，徐向前也在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所写的《序言》中说：“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⑧
2.为三军会师陕北奠定基础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前奏，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⑨，在军事上、物质上都为长征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军事上，红二十五军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此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的针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统一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张学良指挥。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北正规红军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无疑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军团长徐海东在具体战术上提出采用“调虎离山”的打法，以一部分兵力围攻甘泉，主力则在劳山附近设下埋伏，在运动中歼灭敌军一个师的兵力，取得会师后的首次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后在扩大战果的战斗中，军团又强攻榆林桥，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消灭其一个师四个营的兵力。两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人极为恐慌，在军事上挫败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使其进攻势力处于瘫痪状态，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之后的直罗镇战役打下基础。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会师之后，徐海东多次表示：“今后一切大政方针由中央掌管，我们就照中央指示办，要执行好、贯彻好。”并在实践中践行了这一信念。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个贫瘠之地时正值冬季，经费又比较困难，毛泽东派人向徐海东借2500元钱，徐海东得知红十五军团有7000元家底时说：“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我们多。我们要勒紧裤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并决定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还专门召开干部会议，动员力量帮助中央红军，为中央红军送去机枪、弹药、衣物、布匹和医用物品等。⑩徐海东与红十五军团的帮助，对于长途跋涉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种全局观念也为两军会师后积极融合和有力配合树立了楷模，打下了基础。
（二）主动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十分年轻：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4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一大批连排干部，大多是不到20岁的小伙子；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只有十七八岁。⑪鄂豫皖、鄂豫陕省委以及红二十五军的军领导虽然年龄不大，但他们有着敏锐的战略眼光和通观全局的战略意识，红二十五军也是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意识、胸怀大局的革命武装。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的时候没有电台，离开就意味着要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战略转移中可能要面临孤军奋战，得不到其他红军的支援和帮助的危难局面。但是，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近万里的征程中，对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有过积极的战略策应行动。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获取主力红军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缴获的敌军报纸，这种方法获得的消息比较真实和客观；二是捉住的敌军俘虏，尤其是敌人高官，这种方法获得的消息实效性最强；三是红军地下交通员带来准确的消息。在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的七个月时间里，红二十五军虽然处于与主力红军中断联系的状态，但其创建巩固的根据地，并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战术与敌斗争，已造成牵制国民党进剿兵力，打乱其作战计划的事实。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外线，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动摇了敌军进攻的后方，使西北反革命势力极为震惊，迫使蒋介石放弃到天水地区围堵主力红军的计划。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二十五军从缴获的《大公报》获得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经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7月15日，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更是带来两军在川西北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可靠信息，当日，省委即在长安沣峪口召开会议，提出要“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⑫。次日，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西征北上的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占天水，攻秦安，切断西兰公路，直捣敌人后方，像雄鹰一样在陇东地区盘旋，将准备进攻主力红军的胡宗南部吸引过来，缓解了主力红军北上的压力。蒋介石在8月10日的电报中声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
红二十五军出色的战略判断力、决策力和全局观念，还表现在对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的配合上。1935年2月3日，为了执行中央1月22日电报中“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的指示，将嘉陵江附近的敌军向北吸引，为强渡嘉陵江做好准备，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红二十五军得到消息，红四方面军前锋已经到汉中以西地区，即决定向西进发配合作战，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进至洋县华阳镇。随后，建立华阳革命根据地，并将其作为与红四方面军联系的桥梁。
（三）传播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革命歌曲的传唱是红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的有效形式与重要手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首广为传唱的红色歌曲，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历程，由红二十五军官兵创作并传唱开来。
这首军歌的词作者是曾任红二十五军、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他最早萌生将红军的纪律条文编成歌曲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时期，尤其是在程子华受中央指派到鄂东北道委之后，程坦将鄂豫皖红军的纪律条文与程子华传达的中央苏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文结合在一起，对党和红军的纪律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创作这首军歌的动机主要是部队政治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已经表现出来，并被程坦和时任鄂东北游击总部交通队政治指导员的刘华清敏锐地捕捉到。程坦将所掌握的纪律条文进行整合后，填入当时在大别山比较流行的旋律激昂的《土地革命歌》中，编成歌曲《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鄂东北游击总部交通队和独立团的战士中教唱，但囿于很快即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并开始转移，这首歌未在大别山传开。鄂豫陕根据地创建之后，程坦又一次对歌曲进行修改并到各连队中教唱，对新兵教育效果尤其显著。
最终形成比较成熟的红色歌曲，是在红二十五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时期。中央红军先遣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时，贾拓夫带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成为程坦接触到的最权威的纪律条文，加之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后部队吸收了大批新兵，对这些新兵进行政治纪律教育迫在眉睫，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协助程坦再一次对歌曲进行修改，并刊登在《红色战士报》上。刘华清回忆说：“在庆祝两军会师（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官兵高声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出了点风头。会后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首歌。”⑬
（四）以战略行动促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至今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⑭长征中，红二十五军以积极的群众工作和严明的纪律取得少数民族百姓的支持。长征结束后，又以英勇的战略行动影响西北地区局势的变化。
1.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
如何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面临的崭新课题。西征北上时，红二十五军在陇东兴隆镇（今属宁夏西吉县）回民区修整了三天，主要就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⑮红二十五军领导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进入兴隆镇之前即开展对指战员的民族政策教育，军政委吴焕先专门召开动员大会并宣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要求战士们严格遵守。同时，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纪律，被当地的回族人民称作“仁义之师”，赞扬“红军好”。十几名回族青年愿意跟着红军走，积极参加了红军。
红二十五军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民族政策，以纪律严明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并揭穿了国民党污蔑红军“灭回灭教”、“共产共妻”、“共产党来了回民就不得活”的种种谣言。⑯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曾夸赞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留下了良好影响，民族政策水平高，执行的好！⑰
2.助推西安事变的发生
1946年9月，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说：“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进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条件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⑱周恩来谈话中所提及的“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指的是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后来又打垮一个师”指的是直罗镇战役。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选择打东北军，主要考虑的是日本占领东北后东北军普遍政治情绪低，战斗力弱，思想工作容易做通。实际上，在鄂豫皖坚持斗争时红二十五军即已与东北军交过手，不仅在战场上号召东北军要“把枪口对准日本兵，打回东北老家去”，还极力做好俘虏的思想工作，很多俘虏自愿加入红军，有些人甚至曾在张学良手下任过要职。到达陕北之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发扬好的传统，榆林桥战斗俘虏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程子华动员他到军事学校任教员，随后中央又对他进行教育，“他回东北军后，经过王以哲介绍给张学良，对促进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过很大的作用”。⑲
（五）将大别山精神与长征精神紧密结合
红二十五军最初组建于1931年10月，是在武装起义部队的基础上成立的。同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红二十五军在红四方面军的编制之内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主力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之后，11月底，黄安檀树岗军事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直至1934年11月离开大别山。也就是说，红二十五军从有建制到开始长征，在大别山坚持作战和生活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它不仅带领大别山群众与敌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还继承了大别山的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了以“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为核心内容的大别山精神。
长征初期，红二十五军面临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难以支撑的局面，毅然决然地离开大别山，在无根据地作为依托的艰难情况下孤军奋战，跳出敌军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既保存了有生力量，提高了作战能力，还创建了长征途中唯一的革命根据地，而后又成为“北上先锋”，为三军会师陕北奠定基础。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具有审时度势、高瞻远瞩、通观全局、坚决果敢的智慧和胆略，各级指战员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出发，能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密切联系群众，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生动地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开创西北革命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1934年12月×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9-420页。《草案》是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的第十八次常委会上通过的，回顾了自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大别山之后一年的时间里，红二十五军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情况，并及时地解决了新苏区的选择和制定了为解决当前紧急任务的斗争方针问题，这对于新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第202页。此《建议》没有署名，是这个“同志”根据1934年初到达中央苏区的鄂豫皖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成仿吾的汇报而形成，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急剧恶化的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形势。③刘平：《张池明将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第28页。④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瑞金誓师，而后出发东进，比红二十五军出发时间早了将近四个月。⑤王健英：《红军史疑难考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59页。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79页。⑦石仲泉：《要全面准确地认识长征史》，《新湘评论》2016年第23期。⑧卢振国：《红二十五军长征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年3月，《写在前面的话》第1页。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全体指战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741页。1935年10月底，中央派贾拓夫送给红十五军团的。⑩郭述申：《与陕北红军的会师，迎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树军等：《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389页。⑪⑬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54、74页。⑫《鄂豫陕省委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1935年7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3月，第226页。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52页。⑮徐海东：《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第5页。⑯胡云生：《长征时期红军的回族政策》，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第200页。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1页。⑲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03—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