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富
摘要:群团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在鄂豫皖苏区领导创建了众多群团组织。本项目组在研究周期重点研究了鄂豫皖苏区的共青团,并将继续深入开展其他群团组织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鄂豫皖苏区;中国共产党;群团;共青团
群团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领导创建了工会、共青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群团组织。本项目组在研究周期重点研究了共青团这一群团组织。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少年的群团组织。在众多群团组织中,共青团与中共关系更具特殊性,和中共一样均以“共产主义”来命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党的重要助手和主要后备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共青团在组织动员广大青少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共青团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开展组织建设和工作大发展时期,目前已有一些学术成果[1-3],分别研究了闽西共青团工作、川陕苏区共青团工作、中央苏区共青团工作及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共青团工作的经验与贡献。鄂豫皖苏区是当年中共创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重要建党基地,共青团工作相关专题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只有一些相关度不是很高的零星研究成果。其中,《布尔什维克化:苏区时期共青团基础之重建——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探讨》侧重研究了鄂豫皖苏区共青团以无产阶级化、群众化和革命化为目标对自身进行“布尔什维克”化自我改造的成果与困难[4]。《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儿童团》侧重研究了鄂豫皖苏区共青团领导之下的儿童团工作成绩[5]。这些学术成果为深化研究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工作奠定了基础,不过,还需把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工作和全国斗争形势、共青团中央工作部署结合起来,回到激烈阶级斗争现场,全面研究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纷繁复杂工作,总结工作特征,使之更好为当今共青团工作提供经验教训。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当年共青团中央文件,以鄂豫皖苏区历史文献为主,循着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组织变迁的历史脉络,详尽考察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工作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组织变迁
简要梳理一下共青团组织全部发展历史,有助于深化本专题研究的历史认知。
(一)共青团组织发展历史,可分三个历史时期
1.1920年至1946年是共青团发展壮大而有所中断时期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等人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青团第一个早期组织。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共青团正式诞生,施存统当选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共青团三大把组织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8月6日,中国共产党撤销共青团组织,将之合并到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短期中断组织活动。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共青团组织及活动的独立性。1933年1月共青团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瑞金,与江西瑞金的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建新的少共中央局,统一领导全国共青团组织,共青团中央书记是顾作霖。1936年11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把共青团改造为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组织名称多种多样,如青年救国联合会、牺盟会等。1936年底至1946年上半年,共青团名义上不复存在,中断了发展。
2.1946年至1978年是共青团继续发展而有所中断时期
1946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决定建立民主青年团。各根据地按要求纷纷试建,广泛发动青少年参加与支持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正式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冯文彬当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57年5月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会议,将组织名称再次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化大革命”期间共青团基本停止了工作。
3.1978年至今是共青团稳定发展时期
1978年10月,共青团在北京举行十大会议,共青团全面恢复工作,韩英当选共青团第一书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青团进入稳定常态化发展时期。总结起来,共青团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都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团员及青少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各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共青团也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了大量接班人和建设者,如曾经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张太雷、任弼时、胡耀邦、胡锦涛、李克强等先后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这使我们党永葆青春,事业发展后继有人。
(二)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组织变迁大致分四个阶段
鄂豫皖苏区共青团是共青团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片段。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在共产党坚强领导和直接帮助下,组织变迁大致分四个阶段。
1.中共与共青团组织党团混合阶段
中共与共青团成立后,从国民大革命到苏维埃革命初期,党团组织在很多地方是混合在一起的。党的创建者也是团的创建者,共产党员不分年龄大小都参加团组织,党员团员互兼,党团不分,工作任务也没有严格区分开。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是领导核心。团是党的外围组织,保持半公开状态,党以团的名义开展社会活动。鄂豫皖边区共青团组织率先在湖北的黄安、麻城建立,“一九二五年冬,成立黄安、麻城的共产党与青年团特支”[6]2,是党团混合组织。河南信阳的共青团,“有许多地方如平民工厂支部还是党团混合的……(豫)东南最近才开始分开……(豫)西南完全是混合的”[7]161。党团混合,除了历史惯性,主要原因是中共在农村革命之初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没有对民众群体细分,党的工作机构也没有细化,只是附带着党建带团建,党团混合在一起,推动革命工作的开展。
2.共青团独立开展工作阶段
随着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发展,中共建立了根据地,开始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党领导的各种群团组织陆续建立,共青团组织也从党组织里初步分离出来,组织有了相对独立性。共青团与中共设立的组织层级是一样的,随党组织变动而变动。在鄂豫皖边区,1928年11月共青团鄂东特委成立,“以戴季英暂兼书记,后为张心灼任少共特委书记(张在一九三〇年派往鄂西参加鄂西省委)”[7]14。1929年12月共青团鄂豫边特委成立,“书记张心炳(张心灼),组织部长秦连如,宣传部长潘遐龄”[8]416。1930年9月中共鄂豫皖特委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将苏区的共青团归并到“京汉特区行动委员会”中,共青团独立活动被迫取消。1930年11月曾中生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开始纠正“左”倾错误,1931年2月共青团鄂豫皖特委建立,书记是钱文华[8]417。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的建立,为中共广泛组织动员青少年参加与支援革命斗争提供了组织架构,也推动共青团事业发展。
3.共青团组织发展高潮阶段
从1931年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到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是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发展的高潮时期。1931年5月,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南新集(今新县县城)成立,书记是陈昌浩。7月3号,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选举了少共(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成员,“昌浩(书记)、崔先善(特总青工部长)、钱文华(组织)、陈则凤(工人,特苏工作)、肖为杰(儿童局书记)这五人为常委,执委周饶(皖西北特委书记)、来选刚(光山县委书记)候补”[9]554。1931年11月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临时扩大会议,改组了领导班子,“李文安书记(雇工,从中央派来的),黄旭祖组织(手工)、潘校林宣传(学生)、汪友卿青妇部(贫农)、李凤林军区团委书记(雇农)”[9]569。1931年12月29日共青团中央决定取消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少共鄂豫皖省委,派代表温玉成负责指导联络工作。1932年3月2日,少共鄂豫皖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选举产生了少共鄂豫皖省委,书记袁克服,组织部长余伯平,宣传部长潘遐龄[8]418。在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发展的鼎盛时期,团员人数达几万人,因为1931年10月8日《CY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团中央报告》称,“团员共有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还有许多,几月以前的统计)”[9]565。共青团基层组织也是数量众多,1932年3月少共鄂豫皖省委,“辖少共红安中心县委、少共鄂东北道委、少共赤城、赤南、潢川、固始、罗山、光山等县委及少共皖西北道委等”[8]418。这一时期共青团组织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组织建设和各项工作深入推进。
4.共青团组织发展挫折阶段
军事斗争是中共在革命年代一切工作的核心,共青团也随战争胜败而兴衰。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导致共青团工作遭受重大挫折。1932年10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绝大部分骨干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而走,“1932年10月后组织不健全。1934年夏以后无少共省委组织”[8]418。当时“没有团的省委,青年完全失去了团的单独领导”[10]572。1934年9月郑位三向党中央报告,鄂豫皖苏区“少共工作只有一个少共道委委员,各县都没有少共县委,少共区委全盘只有十人,所以青年的工作特别差。省委曾决定,没少共的地方,党委把人做少共工作,但也没有成绩”[10]404。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后,鄂豫皖根据地共青团组织领导干部只剩下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方永乐等人,而这时工作重心是求生存的残酷军事斗争,方永乐于1936年6月14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934年至1937年,鄂豫皖边区几乎所有革命工作都由武装便衣队来做[10]397,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青少年工作也是由武装便衣队附带来做的。至此,严密组织系统的鄂豫皖苏区共青团,消散在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战火硝烟中,共青团发展遭遇重大挫折,但为以后共青团全国性大发展提供了一些理论准备、干部储备和实践经验。
二、鄂豫皖苏区共青团主要工作
根据鄂豫皖苏区共青团担负工作的重要性、花费时间精力、工作成效以及历史资料多寡,本文人为地把共青团工作分为主要工作和其他工作。主要工作包括组织建设工作、培养人才工作、领导少先队与儿童团工作等。
(一)组织建设工作
本文依据现有文献资料重点研究了鄂豫皖苏区的团员发展、团干部培养、团支部建设等组织建设内容。
一是团员发展工作
团员是团组织的细胞,是组织发展的主要基础,其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决定着团组织战斗力发挥,因此,共青团对发展团员在各方面有严格要求。(1)年龄条件。共青团是青少年组织,对团员有年龄上的限制。入团年龄在共青团不断修改的《章程》里是变化的,从“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11]变为“十四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12],然后变为“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13],今天共青团《章程》规定青年入团年龄是14岁至28岁之间[14]13。当时在年龄方面也有例外情况,“在特殊情形下,年未满十四岁或已超过二十三岁者亦可入团,在团内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但在各级团部负责者例外”[13]。如刘华清1929年13岁加入共青团,担任村共青团小组组长。不久,团小组改为团支部,他担任团支部书记[15]6。(2)阶级条件。共青团是无产阶级青少年先进群团组织,主要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及可靠中农家庭出生的青少年入团。而对不同出身青少年的入团要求又有所不同,工人入团,“经过介绍,直接由产业支部通过。”“农村手工业工人、兵士、店员、下级使用人,入团需要一个团员或党员的介绍”。“学生知识分子入团,须两个团员或党员的介绍。”如果一些反动团体适龄青少年加入共青团组织,必须经过3个团员或党员做介绍人,并且由团省委最终决定是否批准[13]。一般不允许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家庭子女入团,但鄂豫皖苏区初创时,共青团内“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及富农、学生、知识分子。”团的“指导机关充满了富农、地主、知识分子”[7]475。在后来共青团不断整顿活动中,这些人员绝大部分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清除,如1931年12月《C.Y.中央给C.Y.鄂豫皖省委的信》要求,“加紧团内的整顿与健全,尤其注意成分的改善,领导机关必须充实勇敢、坚决的工农干部,肃清地主富农分子的领导成分”[16]。(3)其他条件。如勇敢条件,共青团要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吸收积极勇敢不怕牺牲的工农青少年入团,要把一些胆小懦弱不做工作的团员开除。1931年10月《鄂豫皖党团中央分局联字通告第五号》要求,“尤其要紧的是在白区发展党的及团的组织,赤区党及团要在这一(非苏区秋收斗争)动员中找出真正革命积极分子加入党和团,或在党和团员中提拔新的干部,同时淘汰一切表现不积极的退却畏缩的分子”[9]443。如自愿条件,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强调,“在介绍同志入团期一定要经过教育工作,使其自愿入团”[9]551。自愿入团,就是“承认少共国际和本团的纲领章程”,入团以后“积极参加一级组织之下的工作,按期缴纳团费”[13]。当年发展团员严格要求,有利于共青团整齐划一,纯洁共青团组织阶级性,提高战斗力。
二是团干部培养工作
团干部是团工作的骨干,决定着团组织战斗力发挥强弱。鄂豫皖苏区在管理和培养团干部方面有一套具体做法,如1931年8月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提出:(1)1931年9月7日以前每个基层组织培养出6个团干部。(2)各级团组织巡视员到下级巡视工作时要带新干部并随时指导和培养。(3)主办团干部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4)要随时提拔下级有能力团员担任团干部。(5)各级团组织设立副书记来培养新干部。(6)要用党团报纸刊物、文件、理论读物等内容来培养干部[9]550。在很短时间,鄂豫皖苏区培养团干部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31年9月14日共青团皖西北特委指出,“自扩大会后,各县对培养干部的工作抓得很紧,从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这个当中,新培养了县委一人,区委干部八人,支书干部二十九人,支干三十三人,小组组长七个。”[17]559不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鄂豫皖苏区高素质团干部始终极度缺乏,影响着共青团工作开展。如1931年鄂豫皖苏区共青团中央分局,“只有钱文华一个人工作,书记、组织、宣传都是一人,这几天秘书到外面巡视去了,连秘书也要兼任了,······儿童局、少先队、青妇部、经斗、组织、宣传等多半是没有一个人,有的也是弱到万分”[9]563。造成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干部缺乏的基本原因是鄂豫皖苏区地处农业区域,团员大多不识字,很难胜任领导干部职位。重要原因是,共青团即使培养了一批领导干部,但不断被抽调去从事更重要的党政军工作,团干部数量也在减少。加上1931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使团干部的缺乏更是雪上加霜,“苏区(共青团)干部本来缺乏极了,加上这次的大肃反和大洗刷以后,干部更要感觉极大的困难”[9]570-571。可见,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干部培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严重缺乏,极大地制约了共青团工作的开展。
三是团支部建设工作
团支部是团工作的主要基层组织,发挥着教育管理监督团员和团结组织宣传凝聚服务青年的核心作用。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开展团支部建设的主要内容:其一是搞好团支部组织建设,“有三个团员以上者,即成立团的支部,脱离党的支部”[18]275。团支部如果人数众多,还要再分小组活动。其二是关于红军团支部设置的特别规定。共青团组织在红军中一般不成立团的支部,团员参加党支部的工作,“红军中团的组织不能独立存在,应受党的指挥,团只能成立团的小组,受党的支部指挥,不能单独成立团的支部(没有党的支部时,可以成立团的支部)”[9]330。共青团在红军中不单独设立团支部,但也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各连及营部、团部均建立起来了团的组织,军、师、团均建立有青年团委员会,并建立有军区青年团委员会来领导整个鄂豫皖苏区军事组织及红军中工作”[9]562。其三是关于团支部任务的规定。共青团支部主要任务是团结带领团员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完成党和团布置的工作,向所领导的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发展新团员,维护广大青少年切身利益,领导青少年开展各种斗争,等等[13]。其四是团支部工作方式。共青团支部工作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召开会议。共青团基层组织的开会频率,团支部下属小组“每星期开会一次。有五小组以上之支部,每两星期开组长会一次,每月至少开全体会一次。无小组之支部,每星期开全体会议一次”[12]。共青团组织重视会议作用,提出“到会是最重要的事情。要了解政策、团务,要受团的教育,并学习活动,要与团发生密切关系,过团的生活,都非到会不可。若到会不依时、无故不到或自由退席,均应受相当的制裁。而无故不到继续至三次者,即照章开除。”[19]当年团支部建设最大特色是红军不独立设置团支部,团小组受党支部指挥,而今天团支部建设很重视“三会两制一课”制度的落实。
(二)培养人才工作
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培养大量既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卓越能力的人才是共青团主要工作任务之一。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立足当地实际情况,把提高共青团员思想文化素质作为培养人才着力点。这是因为鄂豫皖苏区团员绝大部分不识字,入团之初更是难以理解“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苏维埃革命”这些理论名词。因此,提高团员文化知识与思想政治素质,是共青团开展的基础工作。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当时协助党、政府、工会办好列宁小学,协助开展识字运动、办夜校等,一定程度提高了青少年文化知识水平。共青团还利用各种活动、会议、报纸刊物、训练班等,不断对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1931年鄂豫皖团中央分局办有《少年先锋报》《赤色儿童报》等报纸刊物[8]501。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也重视共青团员思想政治的提高,如1931年12月鄂豫皖苏区最高军政学校(彭杨学校)招收培训学员时,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要求“多派送团员”[9]509。这些工作一定程度提高了广大团员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素质,使他们能够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在革命遭受挫折时候做到不叛党,坚定不移跟党走,这是铸就以“大别山红旗不倒”为主要特征的大别山精神一个重要原因。
鄂豫皖苏区共青团为党、军队和后来的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诞生于鄂豫皖苏区的红4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官兵,还有留在当地的武装便衣队队员及广大地下革命者,他们年轻时大多是共青团员,百战而幸存的革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骨干力量和重要领导干部。据统计,从鄂豫皖根据地走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在部队工作的指战员,“1955年至1964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70人”,占当时将军总数1/3,鄂豫皖苏区当年所在地大部分是将军县[20]16。如李先念1926年冬季“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初担任黄陂县第一个团支部——叶家田村团支部书记[21]16-3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刘华清1928年参加儿童团担任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可以认为,鄂豫皖苏区共青团是培养我党政军各种人才的一个重要摇篮。
(三)领导儿童团与少先队工作。
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工作突出亮点之一,是做儿童团与少先队工作,并且取得很大成绩。1931年6月中共皖西北特委批评共青团“只做童子团、少先锋[队]的工作,认为其余工作都是党的”[9]289,可以反证这一点。儿童团是共产党委托共青团领导的工农家庭出身14岁以下少年儿童群团组织,是今天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关于儿童团工作,本文作者有专题论文《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儿童团》[5],对此予以研究。少先队是共产党委托共青团领导的14—23岁工农青年武装自卫组织,是红军的后备队。关于少先队工作,本文作者有专题论文《鄂豫皖苏区的少先队工作》(未发表),对此予以研究。此处不再赘述共青团领导的儿童团与少先队工作。
三、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其他工作
鄂豫皖苏区共青团除了完成主要工作外,还做了其他一些有利于鄂豫皖苏区健康发展的工作。其他工作包括纠偏工作、动员青少年参军作战工作、动员青少年投身战争后勤保障工作、监督苏维埃政府工作等。
(一)纠偏工作
纠偏工作是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经常开展的相对重要工作。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尽可能找出自身工作存在的偏差或问题,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加以纠正,推动各项工作沿着正确道路发展。
一是纠正团支部工作的偏差
团支部工作存在的偏差主要有:(1)团支部会议,“现在一般支部多半开会不爱讨论文件理论政治问题,简单到支部会只讨论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生产、戒严、岗哨等”[9]564。(2)团支部生活存在死板、空谈、机械、不发展团内斗争、忽视调查统计与发行工作,等等[9]542。(3)皖西北团支部,“下级团部多是机关工作,文件通告指示信的领导,区委的复写纸不知用了几多,支书支干天天忙于写信传信,完全是电报机的传达,对上级的报告没有按期地建立起来,现虽然有了报告,但多是‘大约’、‘大概’或者‘不详’、‘加紧’、‘努力’等字样,以致特委对下级实际材料的搜集很少”[17]551。针对这些偏差,鄂豫皖苏区共青团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主要包括:在介绍同志入团期一定要经过教育工作,使其自愿入团,入团后必须加紧其训练与个别谈话及告诉他工作方法;大批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及好的中农入团,把不可教育的分子清除出去;坚决吸收工农积极分子作支部领导工作;支部及小组会议应按期开会,开会时必须把实际工作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在开会前把开会的议程及问题准备好;支部会上要特别注意当时当地青年斗争及中心工作的讨论,应由同志发表意见,报告人的报告应简单明了,会议上最好是抓住一个或两个中心问题来讨论;分配同志以适宜工作,加紧同志的教育;坚决发展自我批评,反对家长制度及一切不良倾向;改造支部必须成为改造团的主要起点;公开的活动[9]551。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大力加强团支部建设活动,提高团支部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增强团支部战斗堡垒和团结教育其他青少年核心作用,动员了广大青少年积极投身革命斗争。
二是纠正共青团“关门主义”的偏差
共青团与党组织一样在革命初期是不公开的,在秘密情况下个别吸收组织成员,保证了组织的安全,但容易犯“关门主义”错误。鄂豫皖苏区共青团也犯有一定关门主义错误,不敢公开培训团干部,不主动发动青少年入团[9]542。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区域共青团不公开是有客观原因的,共青团也是被国民党残酷镇压的革命组织,团员被捕面临生命危险,共青团是“完全同党一样的秘密的狭小的组织”[22]。而在苏区,共产党是执政党,共青团是中共领导的合法组织,除在苏区边沿区域保持一定程度秘密状态外,在苏区中心区域和红军部队共青团是应该完全公开的。共青团就运用团组织公开这一措施来解决团组织“关门主义”的偏差。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对公开团组织的意义、范围、做法等做了较详细的说明。即团员活动及组织完全公开;在非苏区接近地方,团的活动取半公开形式;经常由苏区到白区的同志得注意秘密之;在接近白区地方,建立时可以完成秘密的环境;把公开的团的活动在支部会上详细说明,使同志不怀疑而完全了解;公开团的活动是加紧团的全部工作,与加重每个团员责任紧密联系,只有努力实际工作同志才能当一个团员;公开团的活动是与清洗那不可教育的分子出团而大开团门吸收广大劳动青年,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成分入团密切联系的;公开团的活动必须坚决反对那害怕公开及公开后以团为特殊人物脱离群众现象做斗争;公开团的活动是拿一切为革命为青年谋利益的实际工作给群众看,取得群众信仰;团一般会议得公开号召群众参加;公开作征求团员运动[9]551。团组织公开推动了共青团各项工作的开展,其一是团员数量迅猛增加与团组织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在皖西北,团组织公开,“打击了团的关门主义和在工作害怕公开的心理,吸收了大批的工人雇农贫农入团”[17]552。在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团完全公开了,公开征收团员,青年群众自动要求和报告,加入团的很多,最近组织有了相当的发展”[9]562。其二是团组织公开使团员在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陈昌浩关于团的工作报告》提出,团“公开是要每个团员能作群众的模范,吃苦耐劳,处处为青年谋利益;公开是要教育每个同志,加重每个人的责任”[7]285。团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又进一步提高了共青团的影响力,在鄂豫皖苏区红军队伍中,“自公开活动后团的影响的确扩大了(过去士兵很少知道团的名义),团在青年士兵中的信仰有了初步的建立”[9]562。
三是纠正党团关系的偏差
中共与共青团在当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关系,一方面一些中共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犯了“取消主义”错误,即轻视共青团作用,甚至有取消共青团的思想。在鄂豫皖苏区,一些下级中共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忽视共青团工作,不懂得如何做共青团工作,“党对团的取消主义仍然没有消灭”[9]286。另一方面一些共青团员忽视共产党的领导,犯了“先锋主义”或“第二党”的错误。在鄂豫皖苏区,“有些团的同志觉得没有党也可以……走到先锋主义”[9]286。总的来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犯“取消主义”错误要严重一些,团员犯“先锋主义”错误是微弱的。不过,两种错误倾向都不利于坚持党对共青团全面领导,因此,既要反对党对共青团“取消主义”错误,也要反对共青团的“先锋主义错误”[9]428。为了更好处理党与团的关系,党建带团建,1931年7月27日鄂豫皖党团中央分局联合做出十项规定:(1)团在组织上有独立系统的存在。(2)党和团的会议须互派代表参加。(3)共青团要经常供给党高素质干部。(4)党的会议要经常讨论团的工作。(5)党和团应互相帮助发展组织。(6)党要给予共青团经费的支持。(7)兼党的团员应负传达党的路线到团内去的任务。(8)兼团党员只缴党费不交团费。(9)红军中团的组织不能独立存在,应受党的指挥。(10)在群众团体中,处理好党团和团组的关系[9]330-331。
不过,由于历史局限性,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纠偏工作有力所不逮的地方。如“肃反”扩大化波及共青团,以钱文华为代表的共青团干部被清洗、逮捕乃至杀害。张国焘指责钱文华,中国共青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这些严重问题,主要都因分局领导不集体,凡事都是钱文华同志(黄冈陈学讷)负责,他本身是地主成分的知识分子”[23]459。尽管如此,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纠偏工作还是取得了一些工作成效,一定程度促进了共青团工作发展。今天共青团要吸取鄂豫皖苏区纠正党团关系偏差的经验教训,更好做到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又独立自主发展,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积极主动开展各项工作。
(二)动员青少年参军作战工作
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员带头,并竭尽所能动员其他青少年积极参加红军,或其他革命武装队伍。据1931年6、7、8三个月不完全统计,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就动员了5 295个青年去当红军,其中共青团员721人[9]554。1932年5月鄂豫皖苏区苏家埠战役胜利之后,模仿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组建少共国际师,红四方面军成立了以共青团员为主要成员的少共国际团[24]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在该团担任连长。从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的红25军,平均年龄16岁多,“连队的战斗员,大多是共青团员”。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一样在战斗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1934年11月26日,红25军在南阳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遇强大敌军围攻,军政委吴焕先大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跟我来!”在部队生死存亡关头,全军官兵誓死抵抗,终于使部队转危为安[25]1054-1057。鄂豫皖苏区1932年6月主力红军45 000多人、地方武装20多万人[20]257,这是共产党领导下各组织共同动员的结果,其中,共青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动员青少年投身战争后勤保障工作
鄂豫皖苏区几乎所有工农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或地方武装,剩余民众主要是老人、女性、残疾人、少年儿童以及一些出身剥削家庭受监视居住的阶级异己人员。尽管如此,各群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竭尽所能组织动员所联系民众努力为打赢战争服务。鄂豫皖苏区共青团也领导儿童团、少先队以及其他青少年组织,并注重发挥共青团员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做好战争后勤保障工作。青少年参加的工作:站岗放哨、慰问红军、抬担架、搞运输、护理伤病员、农业生产、照顾红军家属、捐款捐物等。如农业生产,共青团组织生产队,替红军家属干农活,替红军家属打柴挑水,深受他们欢迎[9]555。如捐款捐物,据1931年6、7、8三个月不完全统计,共青团动员青少年给红军捐献了粮食411石1升、大洋225元5角、钱110万2 180文、鞋40 448双[9]554。就这样,共青团将广大工农青少年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助力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争。
(四)监督苏维埃政府工作
鄂豫皖苏区共青团根据团中央决定,成立了“轻骑队”。轻骑队,就是共青团领导成立的青年群众监督组织,主要任务是检查苏维埃政府、企业、合作社、兵站、邮政机关、医院等机构,是否存在官僚主义、贪污、浪费、腐化、消极怠工,是否正确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是否执行劳动纪律、保证产品质量、执行生产计划、节省材料、爱惜公物,是否按时将物件递送、报纸送达,是否及时诊治伤兵、很好开展卫生运动,等等。轻骑队可以随时向苏维埃政府控告存在的上述不良现象,但轻骑队的权利,只限于控告,最后的处决,属于苏维埃法庭。关于鄂豫皖苏区轻骑队具体工作情况,本文作者有专题论文《鄂豫皖苏区反腐败斗争的方略及启示》[26],对此予以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四、余论
共青团工作是党领导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贯彻党管青少年原则,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少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积极努力开展各种工作。归纳概括起来,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先进性、战斗性、群众性等特征。1.政治性。强烈政治性是共青团工作的灵魂,是第一位的属性。政治性表现在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坚持党对团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略,团结带领团员及工农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使之和其他年龄革命者共同铸就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别山精神”。2.先进性。先进性是共青团开展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先进性表现在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帮助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广大青少年,领导青少年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破除农村千百年存在的“封建迷信、赌博、吸毒、女童缠小脚、童养媳”等陋习[5]。像钱文华、陈昌浩、李先念、刘华清、秦基伟、袁克服等是先进团员代表人物。3.战斗性。战斗性是共青团在战争年代的鲜明特色。战斗性表现在鄂豫皖苏区共青团把胆小懦弱、贪生怕死的团员开除团籍,以及广大团员及青少年在战场上、社会上,与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所展现出来的勇往直前革命斗争精神和英雄壮举。4.群众性。群众性是共青团作为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战斗性的特征,在上述行文中,能够比较容易归纳和总结出来。而鄂豫皖苏区共青团群众性的特征,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又称为“少年共产党”,特别强调团组织与团员的领导力和青少年先锋队性质,和今天相比当年团员占青少年比例较小。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共青团的群众性。苏区共青团是通过众多外围组织来发动几乎所有工农青少年参加革命斗争。其外围组织主要包括儿童团、少先队、工会的青工部与青工小组、妇女组织的青妇小组、贫农团的青农小组、赤色互济会的青年小组、反帝大同盟的青年小组、苏维埃政府的青年小组及监督苏维埃政府的轻骑队等。共青团通过不同方式来领导这些外围组织,对儿童团是通过共青团内设的儿童局来领导的,对其他组织是通过外围组织内设的共青团组来领导的。
总之,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历经党团混合、初步分离、发展高潮、发展挫折四个发展阶段,组织变迁脉络清晰。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在中共坚强领导与大力支持下,工作种类繁多,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人才、领导少先队与儿童团等主要工作。还包括纠偏、动员青少年参军作战、动员青少年投身战争后勤保障、监督苏维埃政府等其他工作。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政治性、先进性、战斗性、群众性等鲜明特征。鄂豫皖苏区共青团尽管只是共青团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但它团结带领广大工农青少年始终站在革命斗争前列,为鄂豫皖苏区乃至全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以后共青团全国性大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干部储备和实践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工作骨干和领导干部。因此,该专题研究既为鄂豫皖苏区历史、共青团历史研究提供厚重感,也能为当前共青团工作提供革命文化教育材料和经验教训。
本项目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开展研究工作:1、进一步搜集整理环绕鄂豫皖苏区国民党方面关于群团工作的资料,以开展两方面的比较研究。2、开展鄂豫皖苏区群团工作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比较研究。3、继续开展鄂豫皖苏区工会、少先队、农民组织、妇女组织、赈济组织、反帝大同盟等群团组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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