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大别山精神源头活水
李国强
诞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别山精神,是大别山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信仰、革命行动、革命品质的精神之合。那么,这一伟大精神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2024年7月17日至18日,何家冲学院一行近30人带着这个凝重的问题,开启了英雄武汉、赤都武汉的红色之行。
走近武汉,“1927年的武汉是革命的中心,赤色的世界”,这句话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那个苦难辉煌、浴血荣光、风云变幻的峥嵘岁月。那么,武汉之行,我们可否找到中国共产党人从最初的国共合作到毅然发起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所蕴藉的奥秘所在呢?
何家冲学院一行在红巷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大门前留影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我们的步履首先从武汉誉满华夏的红巷开始。不得不说的红巷!原来,红巷本名“黉巷”,黉者古称学堂。黉巷原为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五路高等小学堂”之一的北路高等小学堂而得名,位于武昌区的长江南岸,黄鹤楼下,是一条长约400余米的朴拙老街,石板铺地,青砖灰瓦,参天古木,摇曳竹影。两旁分布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旧址、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等,是武汉市红色资源最集中、知名度最高的红色打卡地,被称为“中国第一红街”。红巷的名号也由此而来。
参观红巷,就不能不提起国共合作在武汉的那段特殊时期。1927年1月,随着北化战争节节胜利,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是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也从上海完全迁至江城,在汉办公地点多达21处,数十位中央领导人在此居住并从事革命活动。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来此云集影从,武汉一时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赤都武汉由此声名鹊起。
位于红巷都府堤路13号、20号、41号的三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即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五大会址、毛泽东旧居,是我心仪已久的圣地。毫无疑义,这几处重要革命纪念地, 在1927年初至1927年8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一段惊心动魄的探路岁月。在这段岁月里,先后集结于此的许多中共杰出人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生动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发出的灵魂拷问和深度探索,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建党原则、革命理论、实践经验等,无疑正是大别山精神形成的理论信仰之源。
那座位于都府堤路13号的晚清学宫式建筑,廊柱拱门,飞檐翘角,彰显中西合璧建筑之美。正面廊柱悬挂着红底黄字“毛泽东同志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格外醒目,那是周恩来总理鲜少题写的一幅匾额,弥足珍贵。农讲所由四栋砖木结构房屋组成,占地12800多平方米,其中二、三栋之间有大操场,为学员操练场地。室内按当年旧貌复原了农讲所常委办公室、教务处、大教室、寝室、膳堂,陈列着毛泽东的文章、农讲所编印的《规约》,以及学员佩带过的证章和用过的实物等。
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的匾额“毛泽东同志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悬挂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门前。
睹物思人, 感慨万干。1927年3月, 一群胸怀济世之志的革命青年,从全国17个省的四面八方,不约而同聚集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计800余人,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高强度学习和军事训练。毛泽东、翟秋白、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李达等中共领导人精英荟萃,群贤毕至,为农讲所学员传道受业,作育英才。他们笃定“是要训练一批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 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毛泽东作为中央农委书记,实际主持农讲所全面工作,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门课程,以大量农村调查研究和独到见解,为学员解疑释惑,不遗余力。
1927年4月至7月,随着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仅仅办了一期被迫中止。但农讲所培养的800多名农运骨干分子,毕业后大多数学员被委任为各地农民协会特派员。他们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神州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中流抵柱。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在党的号召下,分别在各地参加和领导了风起云涌的农民武装起义。在鄂豫皖边界地区,从武昌农讲所毕业归来的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等,回到家乡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苏区建设的重要播火者。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对近在咫尺的鄂豫皖边界地区蓬勃兴起的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等数百起农民起义影响之大,举足轻重,无与伦比。大别山精神正是从那一刻起,响起了从理论到实践相结合的滚滚春雷。
移步都府堤路20号,一幢颇带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伫立在喧嚣中,当年,这里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举行开幕式。如今,这座主建筑与另外几栋建筑风格相近的楼房错落分布,成为中共五大会议纪念馆。纪念馆围绕“紧急时期的艰难探索”主题, 将展馆划分为“中共五大的历史背景”“中共五大的筹备与召开”“中共五大的贡献与局跟”“中共五大后的奋斗”四个部分,脉络清晰,环环紧扣。浏览徘细,不禁感慨系之,心潮澎湃。
中共五大会场复原陈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局部严重挫败。此后,全国迅速裂变为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即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中共五大正是在这样一个云谲波诡、复杂多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此时此刻,全党热切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局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中共五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紧急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艰难探索,既具有特殊的历史贡献和重大意义,又留下不无遗憾的欠缺。首先,中共五大创造了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多个“第一”,有的一直沿用至今。她第一次提出在统一战线内部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批判了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第一次提出必须彻底实行土地革命, 才是胜利的唯一保障; 第一次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党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立规矩明方向; 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写入党章;第一次使用“中央委员会”的称谓,以取代党的二大确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作为党的领导及其决策机构。这些卓有成效的举措和探索,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 党的五大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历史局限性。会议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均未能做出行之有效的回答。因此,大会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并没有能够承担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然而, 正是中共五大的及时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在此后“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危急存亡之秋, 使得党在武汉于1927年8月7日,能够有条件召开一次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扭转时局指明了前进方向,历史也从此正式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可否认,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为中国革命紧急时期艰难探索的重要一环,会议提出并付诸实施的一系列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不久后在鄂豫皖边界地区掀起的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为大别山精神的孕育注入了新的思想理论之源。
毗邻中共五大旧址不足200米的都府堤路41号,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合院民居,带着明显的晚清江南风格,这里就是毛泽东同志旧居了。旧居在当时既是毛泽东、杨开慧和孩子们的住所,也是1927年5月前中共中央农委所在地,旧居里的陈设还原着毛泽东一家当年生活的原貌。在半年多安静而祥和的日日夜夜里,伟人日理万机,度过了一段合家欢聚的幸福时光。不幸的是,半年后毛泽东一家结束了这段异常难得的团聚生活。杨开慧带着孩子从武汉返回家乡后,不久被捕,在狱中敌人向她劝降时只有一个条件,只要公开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获得自由。然而,这位弱女子,中共早期优秀共产党员,慷慨陈词,义正辞严:“我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1930年11月,在湖南浏阳门外的刑场上,杨开慧大义凛然,壮烈就义,年仅29岁。重温这段悲壮岁月,我顿感故居里每一处空间、每一个地方都依稀幻化着杨开慧烈士志坚行苦的身影,对革命成功充满必胜信念的刚毅面容,举手投足间仿佛在耳提面命,勿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红巷都府堤路41号毛泽东旧居正门
在旧居,毛泽东带着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详实材料和大量笔记,一气呵成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旧居,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五大会议,同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开展斗争,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故居,毛泽东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召开农委负责干部探讨开展农民运动,进行武装斗争的方略;在旧居,毛泽东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首次提出了“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建议;在旧居,毛泽东也曾忙里偷闲,浪漫地登上黄鹤楼,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去。
把酒泪滔滔,心潮逐浪高!
该词以豪迈的气势,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表达了毛泽东对于所处时代的深沉抱负和热切期待,既写出了对革命前途的焦虑,也写出了对未来充满信心,对革命抱有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态度……
红巷之行在意犹未尽中戛然而去,我的思绪却依然沉浸在红巷当年黑云压城、风雨如磐、群魔乱舞的动荡岁月,眼前浮现出中共早期那些叱咤风云的革命领导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擘画中国革命未来蓝图上下求索、勇毅前行的身影。我在想,我苦苦寻觅的大别山精神源头活水,在幽幽红巷,都府堤畔,是否已经找到了最为精准的答案?!
作者简介:
李国强,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于信阳师范学院,先后从教于信阳师范学校,罗山县委党校。之后长期工作在罗山县宣传文化战线,从事理论宣传、新闻报道、公文写作。历任罗山化肥厂、县广电局、县旅游局、县文联副职。后任罗山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主任,四级调研员。现退休后受聘何家冲学院,从事红25军战史研究、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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